哈萨克的一月起义，特别是阿拉木图(Almaty)的起义，是大多数哈萨克人有生以来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ym-Jomart Tokayev)在集安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sation）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其描述为“哈萨克在整个 30 年独立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而这也是现代哈萨克资产阶级政权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威胁。（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1月20日。译者：Affr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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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天内，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一场真正革命的，最重要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这动摇了两位“总统”、他们的寡头以及其看门狗脚下的地基。确实，这一强大的运动已经（暂时性的）被淹没在了鲜血之中。但哪怕是进行这样的事情，哈萨克政府也需要召集外国势力干预才能达成。
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被称为是“扎瑙岑(Zhanaozen)的刽子手”。而从现在开始，他的继任者理应则被称为是“共和国的刽子手”。哈萨克永远不会一直着维持同样的情况。伴随着2011年的扎瑙岑事件；2016年的“土地示威”；和 2019 年的抗议活动，今年 1 月的事件代表了哈萨克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的又一个阶段。这些事件正在逐步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最终将拆除整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大厦，并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起义纪事
在宣布市场化液化石油气(LPG)的价格后，哈萨克于西部的曼吉斯套(Mangystau)地区便开始大规模抗议燃料价格的上涨。这就导致了价格从每升 50-60 腾格 [哈萨克货币] 上涨到 120 腾格及其以上。而在这个产油区，液化石油气-或“汽车燃气”-则被广泛用作车辆以及烹饪和取暖的燃料。1 月 2 日，在有着丰富的劳工和工会运动传统的扎瑙岑市中，居民走上街头以抗议物价上涨。而在同一天，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整个地区，也包括抗议者正在开始在其中央广场搭建帐篷的行政中心阿特劳(Atyrau)。
哈萨克的一月起义，特别是阿拉木图(Almaty)的起义，是大多数哈萨克人有生以来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1 月 3 日，油田爆发了罢工。为了阻止运动的蔓延，石油公司的管理层拒绝将工人送回家，迫使他们步行数十公里穿过冰封漠海。石油工人要求将他们的工资提高 100%，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而工人们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了政治要求，特别是关于政党和独立工会的合法化。声援曼吉斯套抗议者的纠察队也开始在全国各地聚集。到早上的时候，曼吉斯套地区的罢工已经普遍化了，阿特劳地区的田吉兹雪佛龙(Tengizchevroil)的石油工人也加入了罢工。
很明显，最初，负责部门非常正确地表示，无论是地方行政还是国家政府都无法决定价格，价格上涨反而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但很快政府就退缩了，宣布将规范汽车汽油价格，并调查加油站所有者可能进行的价格操纵。在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后者同意了暂时将价格降至每升 85-90 腾格——但这仍大大高于抗议者所要求的每升 50 腾格的价格。
但政府的最小让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 月 4 日，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在哈萨克中部的卡拉干达(Karaganda)地区的工业区，安赛乐米塔尔铁米尔套(ArcelorMittal Temirtau)公司的矿工以及哈萨克铜业公司(Kazakhmys)的金属工人和矿工之间爆发了罢工。卡拉干达铸造厂和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就像石油工人一样——要求增加 100% 的工资、增加带薪休假和免费的工作餐，以及为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人提供额外的工资和养老金福利。此外，罢工者还要求解雇厂长。
在几乎所有的区域行政中心，数百万到数万的人群涌入了主要城市的广场。公民们则前来表示声援扎瑙岑，并因对国家事态的共同不满而团结起来，很快就开始集体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曼吉斯套所提出的要求的启发，包括经济性的（结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增加工资、债务缓解）和政治性的（民主改革、解散政府和总统、解散议会、新的选举、释放政治犯）。
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政治斗争；但实践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如此迅速地就形成如此清晰、健康、社会和民主议程的事实就是这一点的显著证明。抗议者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积极阻止着警察密探的行动，而且坚守到底，拒绝接受被惊吓到的官僚的借口，以及拒绝离开城市广场。
到 1 月 4 日晚，数万人聚集在扎瑙岑和阿克套(Aktau)的街道上。但在那时，阿拉木图街头的事件已经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在抗议活动的最初几天，阿拉木图和首都的警察已经成功地先发制人：城市广场被封锁，市中心的移动互联网被瘫痪，许多活动人士在离开家时就遭到了拘留。但到了 1 月 4 日下午，阿拉木图的广场——尤其是市政府所在的共和国广场——已经开始挤满了抗议人群。
除了前首都通常的政治阶层以外，阿拉木图郊区的工人和青年也果断地进入了现场。他们的主要集结点是位于城市西部的阿拉木图体育场(Almaty Arena stadium)，这里集中了南部首都最贫困的地方。其经常被比较为贫民区和南美贫民窟。数以万计的人群向共和国广场前进，沿其 1.5 小时的路程中挤满了新的参与者。
阿拉木图警方对群众发起了激烈的巷战。几天来，类似的场景席卷了全国多个城市。安全部队用棍棒、闪光手榴弹和催泪瓦斯迎接接近广场的人群。随后，在市政大楼所在的广场上，同样的武器也被用来对付抗议者。很快，橡皮子弹也被部署了。对自己的公民进行宣战的国家，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并且其很快就变为了反攻。一连几天，城市里都充斥着爆炸声和枪声。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吞没了阿拉木图的历史中心，广场被燃烧的警车和主要的行政大楼的大火照亮了，其中，激愤的反抗者也成功地闯了进去。
到了 1 月 4 日至 5 日晚上，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显然已经无法再镇压抗议活动了。许多安全部队成员都遭到殴打并被解除了武装。意识到整个政权的基础正在从脚下滑落，托卡耶夫声明解散政府，并宣称阿拉木图和曼吉斯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和宵禁，后来又将其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无论是让步还是加强镇压都已经无法帮助该政权了。到 1 月 4 日深夜，阿拉木图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与安全部队的大规模冲突（双方都使用了枪支）和对行政大楼的破坏（警察局、地方行政当局、执政党办公室）在一定程度上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的城市。
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于 1 月 5 日、6 日和 7 日在阿拉木图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城市继续发生，包括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塔拉兹(Taraz)、希姆肯特(Shymkent)、阿克托别(Aktobe)和塔尔迪库尔干(Taldykorgan)，其中，反抗者们设法把一个巨大的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从它的基座上拉了下来。 1 月 5 日至 6 日，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则处于被动状态，显然将街头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抗议者。在阿拉木图的在那些日子中，该市大部分地区的街道上的警察完全缺席了。而在其他城市，一些执法人员和武装部队成员也拒绝执行镇压抗议的命令；并且其也存在着兄弟情谊的事例。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明确表示不参与这场对抗；一切都表明这是他们领导层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尽管这显然不是出于对抗议活动的声援！
尽管最初的起义在首都被成功镇压，且到 1 月 5 日，这一政权也似乎即将结束了，但反抗者们几乎完成的对阿拉木图的占领只是迈向彻底地推翻现任政府的一步。而在电视讲话中，托卡耶夫总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将自己宣布为了安理会主席——这个官职本来是为纳扎尔巴耶夫所终身保留的职位！
然后，他便对抗议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将抗议运动的参与人士称为“被收买的密谋者”。然而，街道仍处于反抗者们的完全控制之下。少数仍然可靠的安全部队人员则集中在被围困的警察局总部和阿拉木图总统府中。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阿拉木图发生了相对较大的抢劫浪潮，这吓坏了小康阶层的人们和那些道貌岸然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如预期地，争先恐后地去保卫私人财产、购物中心的橱窗和贩卖电子产品的商店，并与“野蛮人”和“乌合之众”们保持距离。
而到了1 月 5 日至 6 日晚，在解除了全国互联网瘫痪的数小时后，政府宣布决定召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维和人员”——主要是俄罗斯的军队。他们对抗议运动的措辞也变得更加严厉：他们将叛军宣布为了恐怖分子，并声明开始“反恐行动”。只有在政权从其他地区重新部署军队到阿拉木图地区，并且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分遣队获得了一些战略要地之后，托卡耶夫才能够镇压群众的抵抗。革命戏剧的一个转折点是在 1 月 6 日的晚上，数百名留在共和国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被枪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阿拉木图及周边地区继续发生着较小的冲突和枪战，但人们已经逐渐开始离开全国各地的街道和广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回了家；剩余的其他人则躲藏起来；而在那些日子里，有数百名的平民被杀害（确切数字仍然未知）。
几乎从一开始，当局就试图将反抗群众定性为“外国恐怖分子”，或者充其量是某种阴谋的走卒。国家的警察官僚逻辑通常无法以任何的其他方式来理解此类事件。当然，哈萨克统治阶级也存在着分歧。一旦群众参与进了事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个人和团体就看到了利用这场运动来推进自己利益的机会。
但是，将一切都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冲突——正如媒体所做的那样——就是忽视了街头群众运动本身就是事件主要动力的实施。各种“专家”和政治评论员正试图通过把视线完全集中在精英内部的宫廷阴谋和派系斗争问题上的方式来破坏这场关于抗议社会性质的谈话，从而在相比之下，将群众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只关注个人活动的历史观，或者更糟糕的是，关注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群众的幕后黑手的阴谋，在解释这些革命事件时则比没有用处要更加糟糕。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以找出正在展开的进程的根源：要在现代哈萨克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中找到根源。
哈萨克的历史
现代哈萨克位于被称为“大草原(Great Steppe)”的地区的南部：在西伯利亚针叶林和中亚沙漠之间的广阔草原的平原之中。几个世纪以来，突厥部落每年都通过该地区向北迁移，其在春季穿越草原和森林草原，而在秋季和冬季返回沙漠和山麓的边缘。
由于金帐汗国（由成吉思汗后裔领导的鞑靼和蒙古军队）和乌兹别克汗国在 15 世纪中叶的解体，哈萨克汗国便在这里出现了。在北方的森林草原上，有西伯利亚汗国；向南，越过沙漠和山脉，则是布哈拉汗国；东边则是准噶尔汗国，在 17 至 18 世纪期间，哈萨克人与它进行了无休止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战争。而大约在同一时间，又出现了三大哈萨克氏族联盟：其分别是位于哈萨克的东南部、东北部和西部的高级、中级和初级玉兹(Zhuz)。
沙皇伊凡雷帝四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后，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入了莫斯科大公国。//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与此同时，在 16 世纪中叶，沙皇伊凡雷帝四世(Tsar Ivan IV the Terrible)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后，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入了莫斯科大公国。在同一世纪末，在叶尔马克战役后（以领导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首领或军事指挥官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Yermak Timofeyevich}的名字命名），西伯利亚汗国垮台，俄罗斯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殖民。
使用着典型的俄罗斯殖民策略，在18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政府决定建造奥伦堡(Orenburg)、乌伊斯克(Uysk)和西伯利亚的边界线，其中包括了堡垒和哥萨克人居住的定居点。这些路线随后又逐渐向南移动，并将游牧的哈萨克人从他们的夏季牧场上赶走了。而沙皇殖民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青年玉兹的大多数部落都去支持了在1773-1775年由叶克群(Yaik)的哥萨克领导者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避免在干旱的干草原上定居，因为其被认为对农业有风险。这样一来，现代哈萨克的北部边界就画好了。而哈萨克最终并入俄罗斯帝国是 1850-1868 年俄罗斯-浩罕战争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帝国主义占领了中亚大部分肥沃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布哈拉和花拉子模(Khwarazm)。
于是哈萨克草原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了帝国之内，尽管主要由斯基兹科·苏丹(Syzdyk Sultan)领导的草原居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他们还是被纳入了帝国。东南部的斯咸迪苏(Zhetysu)是个例外——那里的山麓有足够的降雨量，可以进行集约化农业。而在这里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则被俄罗斯移民殖民者所取代：首先是哥萨克人，后来又是农民。1854 年正是在这里建立了维尔尼(Verny)堡垒。而在革命后，它则更名为了阿拉木图。
哈萨克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最亮丽的一页则写于 1916 年直到1917年末苏维埃政权在当地建立起来。//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哈萨克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最亮丽的一页则写于 1916 年，是当时一场因征用牲畜和动员哈萨克人从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工作而爆发的起义。起义在谢米列契(Semirechy，又名斯咸迪苏)最为激烈。而它的领导者则是托卡什·博金(Tokash Bokin)，一名谢米列契地区移民局的翻译，也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和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书记。
起义还席卷了图尔盖(Turgai)地区，这场起义由多次击败了被派去执行惩罚措施的俄罗斯军队的阿芒吉尔迪·伊马诺夫(Amangeldy Imanov)领导。图尔盖的起义从 1916 年夏天一直持续到 1917 年底图尔盖被俘，当时苏维埃当局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就像托卡什·博金一样，伊马诺夫也于 1918 年被哈萨克立宪民主派的阿拉什党（译注：阿拉什党是1917年在奥伦堡成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之下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的成员暗杀。
在1920 年代，苏维埃政权实施了列宁的民族政策——这是由哈萨克农民和俄罗斯工人为了共同反对阿拉什奥达(Alash-Orda)政府的白人哥萨克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建立的。在1919 年 7 月，吉尔吉斯地区（哈萨克人在1920 年代中期之前的通常称呼），即后来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irghiz ASSR)成立了，其首府先是在奥伦堡，然后又转到了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而到了1925年则改建为以阿拉木图为首都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截至1927年）。
尽管苏联当局推行了一项使哈萨克人适应定居生活方式的总体政策——这应通向文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同时也考虑到了仅仅在冬季牧场上饲养牲畜是不可能的。因此到了1928 年，大多数哈萨克人都成了半游牧民族。但菲利普·戈洛谢金所(Filipp Goloshchekin)推行的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同时也伴随着“定居化”，即迫使哈萨克人进入定居的集体农业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政策是由于该政权在控制游牧民族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而实施下去的。因此在1930-31 年间，牧场的枯竭导致了牲畜的大规模死亡。而到了 1933 年，之前存在着的 4000 万头牛在当时只剩下了不到 400 万头。
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饥饿。根据各种估计，100 万至 175 万人——约占该共和国哈萨克人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死于饥饿。此外，至少有 138 万人从共和国移民，且主要是移民到中国。 意为饥荒的Asharshylyk这个词，也成为了谚语。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 1932 年 9 月至 1934 年间， 3140 万吨的国家储备粮不作为粮食援助分配给游牧民族的话，死亡率则会更高。
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直试图将Asharshylyk描绘成斯大林政权精心策划的罪行。但实际上，Boulez de la Merta 的标语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这比犯罪还要糟糕。那就是一个错误。”通过计划游牧民族的集体化，官僚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且在普通共产党人没有机会批评“中央”决定的情况下，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同时，在哈萨克荒凉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区中，建立了一批古拉格劳改营(Gulag)。首先是哈萨克中部卡拉干达附近的巨大的卡尔拉格(Karlag)，在那里发现了大量沉积的煤炭和铁矿石。它的分支机构之一是苏联最大的妇女集中营，即“ ALZhIR ”（阿克莫林斯克祖国叛徒妻子集中营{Akmolinsk Camp for Wives of Traitors to the Fatherland}）。在那里，被处决的革命者的妻子——19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以及那些政府的实际内阁，包括苏联的正式领导人——加里宁，都被监禁至此。
哈萨克一直被斯大林视为流放地，从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开始，尤其是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他在阿拉木图度过了 1928 年整整一年的流放期。后来，富农在集体化时期也被流放到了那里。服完刑期之后，无权离开哈萨克的卡拉格囚犯也留在了那里。然而，最大的前往中亚的被迫迁移则是斯大林种族政策的结果。其始于 1937 年，当时朝鲜人正被驱逐出了远东。随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也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被迁移到了并不太适合的地区，主要是哈萨克。而其中也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英格里芬兰人(Ingrian Finns)，但居首位的还是德意志人。
在1941 年 8 月的最后，伏尔加河地区的德意志自治共和国被清算时，将近一百万的俄罗斯中的德意志人中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其中。但不像大多数其他移民，德意志人依靠着拥有在伏尔加河地区干旱的草原种植的经历，便开始耕作哈萨克的黑土。这一经历也影响了赫鲁晓夫决定在 1954 年开始对哈萨克北部草原进行的大规模耕作——“处女地”运动。总共至少有 200 万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搬到了处女地。到 1960 年，苏联收获的粮食有一半是在那里种植的。
独立
在苏联经济改革开始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唯一一个名义上的民族是少数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共和国的人口由 40% 的哈萨克人、40% 的俄罗斯人以及 6% 的乌克兰人和德意志人组成。在这里，苏联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传统：苏共的共和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属于该共和国名义上的民族，而第二书记则必须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于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立即开始了他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复兴”，以他的党羽来代替老的干部。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立即开始了他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复兴”，以他的党羽来代替老的干部。//图片来源：RIA Novosti, Wikimedia Commons
到1986年底，便轮到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khamed Kunaev)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党魁了。被考虑去接替他的主要候选人是由库纳耶夫所资助的共和党部长理事会的年轻主席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但库纳耶夫出人意料地强烈反对他的候选资格。他反而提议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盖纳季·科尔宾(Gennady Kolbin)来代替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临时候选人。这是一个不仅不懂哈萨克语，且甚至从未在哈萨克工作过的人。
莫斯科方面的这种选择不仅激怒了哈萨克当地的党官僚机构，也激怒了尤其是哈萨克知识分子和哈萨克的学生青年，他们站出来抗议要求科尔宾下台。1986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勃列日涅夫广场（现共和国广场）举行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该市最大工厂的共产党组织组成了工人民兵，其中一名成员还在与抗议者的冲突中丧生。直到 12 月 18 日晚上，示威才被驱散，其部队主要都是从苏联的欧洲部分的军队那里派过来的。
这些事件（被称为“ Zheltoksan ”，在哈萨克语中意为“十二月”）无疑使纳扎尔巴耶夫得出了一些结论，且这些结论在多年间对于帮助他掌权而言非常有用。而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2月，在共和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曾暗中批评库纳耶夫因为裙带关系浪费国家资金和经济方面的失败。而在大约 36 年后，他自己的继任者则又会以惊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他。
成为党组织负责人后，纳扎尔巴耶夫成为了哈萨克总统。与共和国的许多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一贯都支持戈尔巴乔夫，并以某种方式为保留苏联而发声，就像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一样。在 1991 年 3 月关于保留苏联问题的全联盟公投中，只有 5.2% 的共和国居民投了反对票。这是在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投票赞成解散人数的五分之一。 1991 年 12 月在别洛韦日森林(Belovezha Forest)所通过的斯拉夫共和国的三位领导人对于解散苏联的决定也使现已独立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境地。
在哈萨克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景看起来特别不确定。该国按照种族界限明确划分是为“俄罗斯”的（更准确地说，是说俄语的地区）北部，其中，大部分的国民经济也都集中在那里，而哈萨克南部，其文化和行政中心同样也是使用俄语的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党的官僚大多都来自于农村，裙带关系和腐败在他们中间盛行。此外，将哈萨克人划分为三个玉兹（历史中的氏族联盟）不仅是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而且仍然是精英内部“以氏族为基础的”派系主义的一个因素。
独立的哈萨克与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一样，是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开始其历史的。经济联系的中断、营运资金的缺乏以及将国防工业转变为民用用途的困难都因有资历的专家的大规模移民而加剧。在 1990 年代，每年约有 100,000 名德意志人返回德国。每年有超过 20 万俄罗斯人前往俄罗斯。讲俄语的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械制造行业的崩溃和工业中心失业率的上升。而国家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土库曼斯坦、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遣返的约 100 万哈萨克族人（即所谓的“回归人士{oralmans}”），则部分地弥补了人口外流的问题。
石油国家
然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哈萨克的矿产资源，其主要是里海东海岸的油气田。曼吉斯套地区的一些油田是在苏联时代开发的。而与此同时，在哈萨克西部阿特劳地区在改革前夕发现的田吉兹油田(Tengiz)则是由美国雪佛龙公司(Chevron)开发。2000年，一个欧洲公司的财团也对更大的卡沙干(Kashagan)海上油田进行了勘探和开发。
石油、天然气和初级原材料约占哈萨克出口的 70%。另外 15-20% 则由黑色金属、铜、锌、钒和铀矿石组成。唯一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则是来自哈萨克北部的谷物和油料作物。而哈萨克的纺织服装业几乎全部消失，因为其无法与乌兹别克斯坦极低的工资相竞争；机器制造业也一直未能适应世界市场。哈萨克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所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即国家避免着对部门的干预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石油、天然气和初级原材料约占哈萨克出口的 70%。//图片来源： John Hill, Wikimedia Commons
哈萨克在人均外国投资方面传统上地领先于独立国家国协(CIS)的其他成员国，但资金则都集中在哈萨克西部的石油生产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在以安赛乐米塔尔铁米尔套为主导的中部地区的冶金行业中。与此同时，哈萨克以南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得最快，但在自由经济模式的条件下，该地区的工业和农业潜力却仍然没有被发展出来。
而一件有趣的事情则是：阿拉套(Alatau)山麓是种植苹果的理想场所。在这里，野苹果(Sievers apple)树长得很茂盛——其是所有现代苹果品种的祖先。事实上，阿拉木图市的名字也来源于哈萨克语“alma”，意思是苹果或苹果树。在 1970 年代，在阿拉木图地区，仅阿波特(Aport)品种就有超过 300 万棵树。然而，现代哈萨克却只在最丰收的年份出口苹果。
正如在大宗商品出口国（或就像许多人所现在流行地所称为的“石油国”）中常见的那样，石油式的意外之财（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支出）已经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制造业。因此，在2020年，哈萨克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32.3亿美元，或者换种说法，人均8800美元。这仅略低于俄罗斯。然而，与此同时，平均工资（我们特别考虑冠状病毒爆发前的时期）每月却不到 300 美元（2018 年第四季度为 282 美元），而在俄罗斯，2019 年 4 月则为 528 美元。而将平均工资与俄罗斯相比则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同盟）的成员，共有超过 6,000公里的共同边界，拥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均等化的总体趋势。
但是，总而言之，石油繁荣也彻底改变了哈萨克。在1990 年代的崩溃后，2000 年代初的高油价推动了 GDP 的惊人增长。9-10 % 的增长数字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记录。虽然随后在 2008-09 年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其也并未使哈萨克斯坦就此陷入衰退，随后哈萨克又在 2014 年左右的油价暴跌之前恢复到了每年 5-7% 的增长水平。尽管在此期间所提取的这些惊人财富中的大部分都被外国资本和实际上是他们的当地代理人的哈萨克的精英阶层吸走了，但工人阶级的家庭收入却有了显着的改善。家庭人均年收入从 2000 年的略高于 500 美元的数据上升到了 2014 年略低于 4,500 美元的峰值。这也是该政权长期稳定的关键支撑。
但这种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是有代价的。这导致了哈萨克的国家货币腾格比俄罗斯的卢布更依赖于石油价格。俄罗斯卢布的贬值通常会导致替代出口和制造业的补偿性增长，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工资上涨，但自 2014 年以来，哈萨克却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自当年油价暴跌以来，家庭人均收入已从 4,500 美元的峰值降至了 2019 年的 3,500 美元以下。而那也是在今年的大流行病之前。然而，虽然工资停滞或回落，但物价却依旧继续持续上涨。
哈萨克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了。一直到 2014 年之前，石油收入依旧允许统治阶级给予工人阶级某些让步，但从那时起它就不得不通过消耗国家储备的方式来弥补这一让步了。政府支出在名义上平均同比增长了 20%，但哈萨克共和国的国家基金的资源也随之下降，其资产自 2014 年以来下降了 26%。在大流行病以前，石油繁荣时期积累的这些大量储备的支出掩盖了该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而伴随着 2020 年的病毒大流行的危机，则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物价上涨和群众生活状况
2020年，美国、中国和欧盟国家向本国经济注入了巨额资金，以从大流行中挽救它们所受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本国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而与此同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也导致了对原材料和食品期货的需求的增加，从而推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货币政策的第一批受害者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哈萨克出口的燃料油、粮食和葵花油的价格上涨，也影响了这些商品的国内市场。整个欧亚经济联盟的蔬菜价格在2021年夏季上涨了30%到80%。但由于相对于卢布，腾格贬值了12%，所以哈萨克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且再加上9%的通货膨胀率，这使俄罗斯出口的价格上涨了20%——而哈萨克是俄罗斯制成品的最大进口国。
另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则是由于最近的法律允许哈萨克公民通过提取部分的养老金储蓄来购买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大城市中上涨了 30% 的租金，尽管租房者的工资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水平。这对倾向于租房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当前政治危机的直接催化剂是大流行病引发的危机后液化气价格的上涨。//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政治危机的直接催化剂则是液化气（LPG：丙烷-丁烷的混合物）价格的上涨。液化石油气在许多国家都被广泛用于烹饪。而石油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伴生气中含有大量丙烷和丁烷。在俄罗斯和哈萨克，由于运输困难，其有时在石油生产过程中仍会燃烧。且由于其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国家中的相对可以接受的负担能力导致了其在多个地区被广泛用作汽车燃料，特别是在轻型的商用车中，且其甚至还可以承担取暖的用途。在 2020 年夏季的封锁期间，在国内对液化石油气的需求下降的同时，其最大的生产商西布尔(Sibur)大幅增加了出口。而到了2021 年夏季，国内需求恢复，但液化碳气却面临了短缺，且由于8月5日在新乌连戈伊(Novy Urengoy)附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工厂发生的事故，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结果，俄罗斯加油站一升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一倍，而哈萨克的液化石油气价格则是固定的，且远低于俄罗斯。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液化气的短缺，尤其是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因为相比以当地价格出售，出口液化气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与此同时，哈萨克政府由于担心预算赤字，并没有准备好减少对中国和乌克兰的液化石油气出口。因此，它选择了放开价格波动，而这就意味着将其价格提高到 120 腾格（约每升30 美分）。这个价格可能看起来并算不高，但请记住，对于使用液化石油气的车主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车辆的运营成本翻了整整一倍。而对于那些使用液化气取暖的人来说，情况则更加糟糕。在严冬中，他们的成本也翻了一倍。此外，曼吉斯套地区的石油工人也自然对于让他们为自己所开采的与以往一样相同的天然气去支付高昂的价格而感到不满。
富有与贫穷
哈萨克人口结构复杂。在里海地区，许多回归人士也被重新安置，在该国南部的小规模农业地区，其总出生率超过每对夫妇三个孩子，而在北部则不到两个，即使这样，这也主要集中在该国首都阿斯塔纳。而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失业。官方数据显示为 5%，但其最低工资仅为 42,500 腾格（110 美元），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从实际水平上来看则更高。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失业群众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哈萨克的劳动立法促进了这一点，该立法完全符合老板的利益。跨国公司不是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和重新安置，而是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例如，在该国西部高失业率的阿特劳地区，其政府则在12 月宣布计划在 2022 年从田吉兹雪佛龙解雇 40,000 名工人。这一切都导致了工资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停滞不前的现象。而阿特劳已经是哈萨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了。
大规模的移民也使该国首都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的人口膨胀。在阿拉木图周围——特别是在城市的西郊和阿拉木图地区的邻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贫民窟甚至贫民窟带，大约有一百万人居住在其中。虽然当局一再试图拆除该地区的非法建造房屋，但却遭到了居民的拼命抵抗。他们的居民在缺乏优质的教育和俄语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被迫从事收入最低的工作。其主要从事于建筑和小型企业的辅助工作。这些来自于贫民窟的人们发现是他们自己建造了自己所买不起的房子；搬运了无法为孩子购买的玩具箱；并守卫着他们永远不会去使用的休闲场所。
这些人的革命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期望完美的革命性的纪律的自发出现是天真的。从商店橱窗被打碎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被迫倾听来自心血来潮的自由主义者、娇气的“阿拉木图本地居民”和富有的市侩们关于他们的“心爱的城市”被“兽人”和“移民”所“摧毁”的呻吟，这里指的是那些积极打劫商店和购物中心的人。但这种反抗是最弱势群体的语言。30年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都在全国范围内抢劫和掠夺国家，人们却怎么反而对这些事件感到惊讶或哀叹呢？把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留给他们哀叹吧。
然而，这并不是说抢劫商店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革命，也不是说它们是可取的或者是推着运动向前发展的。但很明显，阿拉木图抗议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构成，加上数十年来对阶级或政治自发组织的所有公开机会的严厉压制，都为这一事件的进程铺平了道路。
由于无法正视这些抗议活动对哈萨克社会的评价，情报机构已尽一切可能在抗议活动中捏造关于“境外势力”的表象。//图片来源：推特
由于无法正视这些抗议活动对哈萨克社会的评价，情报机构已尽一切可能在抗议活动中捏造关于“境外势力”的表象。例如，哈萨克媒体发布了一段一名被拘留的男子的视频，该男子脸上有明显的挨打痕迹，他在镜头前供认，说他因参与骚乱而获得了 90,000 腾格（200 美元）的报酬。该男子称，他之前一直失业并从吉尔吉斯斯坦抵达了哈萨克。然而，电视观众很快就认出了他是比什凯克爵士乐团的领队维克拉姆·鲁扎胡诺夫(Vikram Ruzakhunov)。在哈萨克驻比什凯克大使馆附近，举行了一场支持被陷害的爵士乐手的集会。所发生事情的荒谬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维克拉姆被释放了。
但不幸的是，上周在阿拉木图被警方拘留的吉尔吉斯人并非都是著名音乐家。事实是，一次次推翻吉尔吉斯斯坦统治者的比什凯克郊区的吉尔吉斯青年与阿拉木图郊区的哈萨克青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托卡耶夫政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哈萨克比吉尔吉斯斯坦更大、更多样化而已。
当下政权的本质
至此我们也该对哈萨克政权的本质做出一些分析。尽管俄罗斯的普京的专制政权与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托卡耶夫的专制政权在表面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普京是在叶利钦的寡头政权的经济和政治的崩溃之际上台的。面对着即将要失去财富的真正威胁，寡头们允许了建立波拿巴政权，从而失去了对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普京已经凌驾于阶级之上了，包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前期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在内。当然，这个过程是在国家的参与下进行的，但 1990 年代中期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一条双向的道路。国家对寡头的依赖并不亚于寡头对国家的依赖。这种相互依赖也体现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之中。
但在哈萨克，情况却有所不同。该国的统治阶级也是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从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友中人为创造出来的，正如该国的政治精英是在其新首都阿斯塔纳被培育出来的一样（原切利诺格勒{Tselinograd}，位于该国北部的粮食带）。与普京不同的是，纳扎尔巴耶夫从来没有像其一样煽动性地声称要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资本家的侵害。相反，他总是以极度犬儒的态度强调，他最关心的是该国作为外国资本投资机会的吸引力。
哈萨克的统治阶级也是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从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友中人为创造出来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现代哈萨克的整个历史是政权与劳工运动之间的一种斗争，包括对工会积极分子的迫害，对劳工斗争的镇压，以及对独立工会的强行接管和清算。在 1990 年代初期，卡拉干达煤盆地是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工会在 1989 年在矿工罢工后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但随后的1995年5月5日的伴随着对矿井的控制和绝食抗议的矿工罢工的唯一结果就是大部分矿井的清除，通过纳扎尔巴耶夫和把他们的自由调动到安赛乐米塔尔铁米尔陶的转移。且国家甚至没有给矿工一分钱。
2000年代初，工人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该国西部，自2001年以来，西部出现了建立独立石油工会的斗争。自2008年以来，石油工人就经常举行罢工。自2010年以来，卡拉赞巴斯(Karazhanbasmunai)石油公司的劳资冲突一直在肆虐，而在此过程中，老板们的暴徒殴打并杀害了工会积极分子，并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罢工在 2011 年夏秋两季持续不断，数百名工人被解雇，包括工会领袖律师纳塔丽·索科洛娃(Natalia Sokolova)在内的三名工会活动人士被判犯有各种罪行。最后，2011年12月26日，在扎瑙岑，至少15名抗议者被打死（根据官方数据），数百人在罢工的石油工人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中受伤。数百人被捕。
然而，我们无法断论纳扎尔巴耶夫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唯一的支持就只来自于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仅靠警察手段，没有政权都可以维持这么久。相反，2000 年代的同样的繁荣——允许统治阶级向工人阶级做出的某些让步，在一段时间内增强了其稳定性——也极大地加强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在石油行业，其越来越多地与政权发生冲突。正如马克思早就解释过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投资和发展也召唤了资本主义自己的掘墓人。
但不仅如此，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权还依赖于挑起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一方面，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哈萨克的地位一直都比较舒服。且俄语不仅用于日常交流，还可以用于公务工作。
全国有许多俄语学校和混合学校都用俄语授课，许多哈萨克人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俄罗斯人可以免费获得高等教育。但根据200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只有6.3%的俄罗斯人能够用哈萨克语读写，只有不到20%的人能够听懂哈萨克语。鉴于哈萨克的俄罗斯人口正在迅速走向老龄化，这里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数字在 10 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20% 的哈萨克族人，主要是农村青年，也不懂俄语，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哈萨克的波拿巴精英一直试图向俄罗斯人展示自己是他们安全的保障者，并在哈萨克人面前展示自己是一支能够与危险且不可预测的俄罗斯谈判的力量。随着俄罗斯人人口的迅速减少，这种煽动在现代哈萨克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但多年来它一直被用作是一种基本原理以针对政府的专制类型和禁止几乎所有反对党的理由。
没有阀门的锅炉
纳扎尔巴耶夫创建的政治体系不允许任何有意义的反对势力。在以确保国内和平为借口的理由之下，所有民族的、宗教的和共产主义的党派一直以来都被取缔掉。
在以确保国内和平为借口的理由之下，所有民族的、宗教的和共产主义的党派一直以来都被取缔掉。//图片来源：Пресс, Wikimedia Commons
哈萨克共产党（KPK）在议会选举中加入了选举阵营“共产主义人民反对联盟和 DCK [哈萨克民主选择党]”后便于 2004 年分裂。哈萨克共产主义人民党(A Communist People's Party of Kazakhstan)——实际上是当局的傀儡——是从共产党内的少数派中建立起来的。然而，直到真正的共产党首先被剥夺了参加 2012 年选举的权利，然后在同年完全被拒绝登记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人民党”才能进入议会。
逮捕和偶尔杀害该政权的反对者是哈萨克斯坦特种部队的常见做法。反对党，哈萨克民主选择党和阿尔加党！(Alga!)也被当局与像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 al-Islami)这样的伊斯兰党派一起取缔。即便如此，这两个所谓的反对党也没有为群众提供任何根本性的选择。例如，哈萨克民主选择党的领导人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是寡头，且是纳扎尔巴耶夫的老朋友，在与其闹翻后便逃往了欧洲。
在哈萨克，有六个政党是被作为正式登记的，但只有其中三个在议会中是有代表的：占绝对多数席位的亲总统执政党Nur Otan（祖国之光党），以及通过分裂其他被认为是过于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力量而产生的两个“建设性的反对”党——右翼“光明道路党(Ak Zhol) ”和左翼人民党，而后者最近从其头衔中删除了“共产主义”一词。且在今天，大量著名的哈萨克反对派领导人都流亡国外。
在压制独立媒体之后，几年前哈萨克开始限制访问反对派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用户被要求通过在其电脑上的受信任证书列表中安装特殊数字证书等措施，来自愿放弃其通信保密性。因此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互联网被简单地关闭了。
然而，这些大规模的抗议表明，拧紧螺丝并不足以确保政权的安全。自发的抗议伴随着自发的自我组织。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只是不满的市民，都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广场，有时还会搭起帐篷。工人们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同步了他们的要求，包括政治要求。尽管抗议活动受到了镇压，但其镇压却与政权本身的严厉程度是无关的。
俄罗斯军队的力量显然是稳定政权的关键，但这也不能解释政权究竟是如何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的。为了恢复秩序，政府不得不诉诸胡萝卜和大棒。哈萨克建制派必须尝试至少保持“民主”合法性的外表。国家领导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群众，且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单靠刺刀。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天的大规模镇压也伴随着对一些工人群体的一些经济让步，在某些情况下，工资甚至增加了 10%、50% 或更多。
更大的政治自由的承诺很可能只是口头上的让步。在托卡耶夫的统治初期，他其实曾经承诺过他将给予更大的自由——但事实是这些都没有实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工业上的组织权利方面。而最有可能的是，只要这个政权存在，其所承诺的自由就永远不会实现，随着工人阶级压力的增加，这个政权将会发现它就像一个阀门被密封关闭的锅炉一样。最终它必将爆炸。此外，鉴于哈萨克经济对世界原材料市场价格的依赖，这很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了。
权力交接
常任总统的晚年——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领袖”（哈萨克语为“ Elbasy ”）——对任何波拿巴政权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继承问题。与前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不同，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儿子。且纳扎尔巴耶夫不敢将政府的大权交给他的大女儿达里加(Dariga)，而其曾一度被选为议会上议院主席，现在则是下议院的代表。
通过在 2019 年任命托卡耶夫为继任者，纳扎尔巴耶夫做出了妥协的决定。托卡耶夫之前先是在莫斯科学习，然后又作为专业的外交官在苏联外交部工作了15年。且他曾经还领导过独立的哈萨克外交部。虽然他一度担任过首相，但他从未真正隶属于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的任何“集团”或派系，也没有自己重要的亲密伙伴圈子。而这显然是莫斯科可以接受的政客。但是，他缺乏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精英中享有的权威，这也最终来自于这些地方的联系和影响力。如果高层中没有坚定的掌控者，那么哈萨克政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就将会越来越成为可能——而这在纳扎尔巴耶夫的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
新任命的总统托卡耶夫在“过渡”后几乎立即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首都重命名为努尔苏丹（前总统的名字）。这个名字现在还没有扎根，且很少在官方文件之外被使用。而托卡耶夫本人则获得了“家具”的绰号，并获得了缺乏实权的虚弱、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名声。纳扎尔巴耶夫拥有事实上的权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法律上的权力，因为他终生有权担任该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
托卡耶夫缺乏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精英中享有的权威，这也最终来自于这些地方的联系和影响力。//图片来源：kremlin.ru, Wikimedia Commons
而更令人惊讶的则是托卡耶夫在 1 月 5 日的电视讲话中所讲的：“作为国家元首，以及从今天开始，作为安理会主席，我打算尽可能强硬地行事。”考虑到在那个时候，纳扎尔巴耶夫本人还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声明（现在也仍然没有），这一切看起来，如果不是政变，那么至少也是一种政权内的权力平衡的重大转变。但这种印象似乎只得到了哈萨克国安委负责人卡里姆·马西莫夫(Karim Masimov)被免职的消息的证实。他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密伙伴，也是该国前总理，目前因涉嫌叛国罪被拘留。再加上哈萨克国安委在 1 月份的事件中明显不作为，这立即促使许多评论员将起义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圈子，尤其是马西莫夫想要将托卡耶夫赶下台的企图联系了起来。
而与其相反的是，其他人则更倾向于在所发生的事件中看到现任总统的主动性。当然，这种想法严重地低估了群众的作用，其在整个一周中都在推进抗议活动，并迫使政权一次又一次地撤退。然而，同样清楚的则是，这场运动加剧了统治阶级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并试图利用这次的抗议活动进行互相之间的打击。但无论寄生虫和吸血鬼掌权者是否投机地发动了宫廷阴谋，今年一月的大规模起义都并不是某种阴谋或政变的产物。它遵循着自己的逻辑。
无论如何，这位“老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和家人中最重要的成员都被推下台了。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长期缺席正说明了这一点。直到1月18日，他才公开发表任何直接言论，只有一次他的发言人表示，第一任总统自愿将安理会主席一职移交给托卡耶夫，并呼吁公民团结在现任总统的周围。达里加·纳扎尔巴耶娃也没有公开露面（她的助手声称她正在休病假，“在阿拉木图的家中”）。阿里娅·纳扎尔巴耶夫(Aliya Nazarbayea)（最小的女儿）在 Instagram 上（显然期间是在阿联酋）写道，她“感谢她父亲此刻的道义支持”。他有影响力的弟弟博拉特·纳扎尔巴耶夫，据报道称，已经经吉尔吉斯斯坦逃往了迪拜。此外，纳扎尔巴耶夫的三位女婿也已经全部被免去了哈萨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领导职务，以及被移出了国家企业家协会——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机构。当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最终于 1 月 18 日被赶出一个正在参加录制的公开演讲时，其除了声称自己（并且自 2019 年以来一直是）只是一名“领养老金的人”并向公众保证在精英内部中没有冲突，以及声称现任总统拥有全部权力之外，并没有说太多。
然而，重要的是，继任者对前任者的“胜利”仍然严格保密。例如，信息部要求地区通讯社《费尔干纳》(Fergana)撤下一篇题为《恐怖主义的过渡》的文章，其中作者讨论了哈萨克精英的派系争吵。毕竟，公开承认“强者的快乐是弱者的眼泪”的话会让政府非常尴尬，并且也会严重损害其政权的合法性。
帝国主义
直到2014年，在哈萨克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问题一直处于俄罗斯政治议程的边缘，并被日里诺夫斯基(Zhirinovsky)和利莫诺夫(Limonov)等边缘人物垄断。在2000年代初，俄罗斯当权派认为，油价将会无限期地上涨，石油美元将足以支付所有政府开支。在2007年11月6日，普京在签署关于在阿穆尔地区建设东方港的航天发射场的法令后，就承认他已经准备好切断连接俄罗斯和哈萨克那连在一起的结了，并将会在未来放弃位于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然而，2008 年的危机和由此导致的油价下跌迫使普京更加重视起了经济中的非采掘部门。尽管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之间的关税同盟早在 1995 年就正式签署，但在最初的 15 年里，它仍然是一纸空文。
直到 2010 年，随着关税边界的取消，俄罗斯才开始努力吸引其他独联体国家，主要是乌克兰，加入欧盟。最终，这导致了欧盟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欧洲民主运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乌克兰被击败后，普京仅设法说服两个非常小的经济体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盟。
显然，俄罗斯在资本市场上无法与美国、欧盟或中国抗衡——在对哈萨克经济的直接投资方面，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仅位列第五。事实上，哈萨克是帝国主义的运动场：中亚投资的 70% 都流入了哈萨克，并在过去 20 年达到了 3500 亿美元。首先，这些投资者分别是荷兰、美国、瑞士和中国。尽管距离很近，但俄罗斯仅是哈萨克的第五大投资者。
普京可以为托卡耶夫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尼古拉一世——即充当宪兵。而究竟其向普京做出了什么承诺才得以换取他的支持目前还有待观察。尽管普京和托卡耶夫之间有任何交换条件，但普京干预哈萨克显然也有国内理由：哈萨克工人日益增长的愤怒和沮丧也反映了他们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兄弟姐妹的情绪。
很明显，在短期内，事态的发展将加强俄罗斯不仅在哈萨克，而且在整个中亚的地位。但人们不喜欢宪兵——普京越是积极参与哈萨克的事务，哈萨克的统治阶级和哈萨克的劳动人民的不满就会越大。此外，主要由俄罗斯军队组成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特遣队的干预，有可能会使哈萨克种族间的局势变得复杂。
其中，一月起义再次印证了以保护跨国资本财产权益为主要角色的哈萨克政权的软弱依附的本质状态。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政府一直在镇压工会，使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奴役和贫困之中——用别的词语来叙述就是，为一个专门从事原材料开采和出口的国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关于一月份的事件，该地区和世界所有主要帝国主义者们的一个“邪恶联盟”已经形成以支持现任政府，包括俄罗斯联邦、美国、欧盟、中国和土耳其。这种罕见的一致是由于所有国际参与者都对现代哈萨克的状况感到满意，而群众赢得经济和民主诉求的前景不仅对哈萨克资本家构成威胁，而且也针对海外的资本家。
前景和胜利之路
起义的火热阶段已经过去，并且随之进入了冷静和反思的时期，各方都必须评估所发生的事情，并吸取相关教训，展望未来。
从一月危机一开始，该政权就采取了一种让步和镇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而当局别无选择，也只能继续采取类似得策略，以试图恢复至少部分合法性并加强其地位。托卡耶夫于1月11日在议会上的讲话表明了这种做法。
短短几天内，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一场真正革命的，最重要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图片来源：公平使用
一方面，总统需要吸引资产阶级、富裕阶层和害怕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们支持他。为此，其宣布了一系列加强安全部队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幅增加了的针对科技现代化的资金、更多的人力和大幅上涨的工资。毕竟，一月份的事件表明，即使是在安全部队中，许多人也并不忠于政府，而且往往也并不想去捍卫它。
更重要的是，托卡耶夫强调了社会正义和批评社会不平等的言论，并直接和间接地抨击了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的“金融寡头集团”。哈萨克境内的政治精英也成为攻击目标，其被明确指控腐败和利用国家资金谋取个人利益。用托卡耶夫的话来说：“我们知道每个（涉嫌贪腐）的人的名字”。虽然他实际上没有提到一个名字，但他的讲话中也包含了对纳扎尔巴耶夫的隐晦攻击：“多亏了第一任总统、民族领袖(Elbasy)，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群非常有利可图的公司和一层即使按照国际标准也很富有的人。我相信现在是时候向哈萨克人民致敬并定期系统性地帮助他们了。”他没有公开声明，而是明确表示了民族领袖和他的家人已经被免职。托卡耶夫试图让公众相信，以旧腐败独裁者的形式存在的主要障碍已经被消除，而现任已经获得了全权的总统，最终将能够 “把事情规范好”，并实施紧急改革和打击腐败。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策略奏效了。在今天的哈萨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对托卡耶夫演讲的相当广泛的反应——从热烈的赞同到谨慎的注意——其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舆论层面，即人们总体上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总统或多或少的信心，或者至少给他一个“试用期”，看看他是否履行了他的承诺。
但是，哈萨克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很快就会消除这些幻想，托卡耶夫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首先，尚不清楚他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哈萨克建立的各个派别和“集团”中维护自己的权威。而从迄今为止对政府和国家机器都进行的非常温和的改组来看（除了对哈萨克国安委结构的大规模清洗，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对安理会的清洗），总统要么不能或不愿意采取严肃的措施。在他宣布的改革中，没有一项是可以称为“民主”的。
其次，统治阶级既没有物质手段也没有工具来实现社会经济领域的任何重大、长期的改善。众所周知，在抗议活动的最初几天宣布的汽车汽油和其他车辆燃料价格监管将通过支付私营部门成本来实施，即补偿企业中实际市场价格和零售价之间的差异。而弥补缺口的资金将来自国库，其最终来自于哈萨克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这应该是一个生动的教训，真正的价格监管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是实现的。
目前，托卡耶夫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兑现他增加人口收入、减少失业和创造社会流动性的承诺尚不清楚。田吉兹油田的工人和哈萨克西部阿克托别地区的几家工业企业的罢工和其他激进行动已经在工资增长方面取得了一些显着的胜利，这肯定会成为灵感的源泉和该国其他工人在阶级斗争方面的教训。然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体制严酷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以及哈萨克作为原材料出口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阻碍了人民的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腐败和贪污公款。以及最后，哈萨克经济长期遭受着高通胀之苦，其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无论当局是选择继续干预货币兑换，其仅在1月12日至13日就花费了2.4亿美元，还是让汇率自由落体，对公民的财务状况和国家预算的后果都将是严重的。
托卡耶夫政府远不能满足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需求，甚至无力阻止自身财政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权力将会越来越依赖于镇压。该政权不怕用鲜血来淹没一月的起义。一波逮捕浪潮已经袭击了在各个城市参加或只是报道集会的记者和活动人士。内政部报告说，它已拘留了数千名“恐怖分子”（截至1月11日，官方数字接近10,000人被捕），对他们的指控包括暴动、煽动叛乱和刑法中恐怖主义条款下的罪行。有可能就像在白俄罗斯一样，我们很快就会因为单单只是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分享材料就面临逮捕和监禁。当局也有可能试图分裂运动，并按照种族、宗教和地区等不同的界限划分对社会不满的阶层，以将哈萨克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转移到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部落主义的破坏性渠道之中。
这使得哈萨克的工人和青年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席卷全国的革命对抗中汲取教训和结论，并准备继续他们的斗争到底。一月起义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各种社会群体：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和近城郊和郊区的穷人，带着不同的政治斗争经历进入其中，而且其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有任何斗争经验。如果工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老政治活动家的坚韧不拔，青年和穷人的决心和不妥协精神汇集成一个渠道，托卡耶夫政权就没有机会了。但由于缺乏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团结未能实现。这些抗议者的主要力量在社会上甚至在领土上都存在分歧。工人阶级无法组织和约束青年，而哈萨克的纯粹经济抗议如果没有民主和社会主义议程就不可能成功。
抗议活动的主要政治口号“Shal, ket！”（“老头，滚开！”）现在说的是过去。纳扎尔巴耶夫走了，不会回来了。现在，这个口号暗中使托卡耶夫及其政权合法化。我们需要新的、积极的口号，以民主方式实现社会的社会转型。停止镇压、释放政治犯和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提供完全的劳工和政治组织自由的要求正在涌现。工人运动应该尽可能地包括广泛的劳动群众，并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它首先必须提出过渡性的要求：将经济中的采掘、制造和金融部门国有化；有组织地征用所有寡头；以及对执法机构的完全公共控制，直至将其解散并由民兵取代以维持法律和秩序。左派知识分子必须为群众铺路，包括最落后的分子。它必须说群众的语言；它必须找到一种与群众愿望相联系的政治表达形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哈萨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将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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