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共产党（CPB）的政治喉舌《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正在大肆鼓吹的两本分析中国的新书：罗思义（John Ross）的《伟大的中国道路》（China's Great Road）和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的《东方依然红》（The East is Still Red）。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两本书都把当代中国经济和共产党说成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看来，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义务积极支持他们。两本书都认为，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往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6月7日，译者：Sa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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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未来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将发生转变：资本主义不仅深陷危机，而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崛起的大国正在领导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在与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得到宝贵的同志式建议和巨大的物质帮助，因为推翻这些统治阶级时机不仅已经成熟，而且他们正忙于压制中国。因此，强化并加快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也符合“共产主义”中国的利益。然而，如此般宝贵的援助却显然无处可寻......
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是否由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领导，是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必须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两本书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论点，即：中国经济不仅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在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方面做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经济体都大的贡献。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这表明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存在着质的不同。他们说，这种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调动市场的力量对经济进行整体规划，以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只是服务于市场，而市场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盲目的。
两位作者，尤其是罗思义（John Ross）声称，1978年后中国的市场开放政策不仅与共产主义政策相容，而且事实上也正是马克思的初衷，至少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初期是如此。
罗思义引用了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马克思认为，在工人夺取政权后的初期，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仍将占主导地位，即工人将获得工资，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而那些工作更努力或技能更高的工人将获得更高的工资，以此来激励工人增加生产，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
换句话说，衡量、激励和奖励优秀工作的市场机制只有在过渡期后才能取消。这将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因为那些更努力工作或工作得更好的人将获得更高的报酬。
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后，罗思义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立即表明（！）邓小平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制定改革开放的”（Ross, 2021, 第79页）。马克思的这一小段理论只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货币、工资和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而这正是罗思义声称中国的经济政策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依据。
如果马克思真的认为大部分经济的私有化（如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代表着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得出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正走在成功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根本不需要革命这样的结论了。事实上，很难说这两本书所描绘的中国与其他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什么不同。
特别是罗思义的书中严重缺乏定性的、辩证的经济分析。他将中国与《哥达纲领批判》联系在一起，只提供了一个“证据”，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他指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比例人口生活的改善”。(罗思义，第vii页）。在这本230页的书中，他以不同的方式用数字来表达同一件事：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前所未有的。
但这种方法极其肤浅。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的性质，即产生这些巨大数字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比例人口生活的改善”的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按理说，如果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了许多其他较小国家经历过的那种增长，那么它就会比所有其他国家提高更多人口的生活水平。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因为其经济有质的不同？它的生产方式是否不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思义本人提供的事实有力地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无本质区别。他指出，中国的增长不仅在绝对值上更快，而且在相对值上也更快，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1978年至201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原文如此]”（Ross，第56页），然后他将这一数字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其中台湾为8.8%，韩国为8.3%，日本为6.7%。
读者会发现，虽然中国的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但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中国的增长率高于台湾就能证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台湾是否比韩国“更社会主义”，韩国是否比日本“更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的逐步改善就能证明质的不同，而其他国家就不能呢？
事实上，许多东亚经济体都有相似之处。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都姗姗来迟，可以全盘引进最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它们的工资都很低，这吸引了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因为那里的工资更高，利润率更低。在私人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并非只有中国：在日本、台湾和韩国，国家也进行了大量干预，以帮助资产阶级。没有人会说这使它们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发展较晚，而且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
罗思义本人在解释这份排行榜的真正原因时，指出了其中的第一个因素：
“经济发展时期的每一个领先经济体，其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都比前一个经济体高”，这“会导致增长率逐年提高......因此，中国的高额的固定投资只是几个世纪以来固定投资占GDP比例不断上升模式的必然结果——每一次都与更快的增长速度相关联。”(第110-111页）
就是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根本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仅仅是后发（加上其他因素）的结果。与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能够大规模地采用最新技术，从而跳过了许多代人的渐进式改进，因此实现了比之前进行渐进式改进的国家更高的增长率。
罗思义在书中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分析，但这些分析都没有说明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他花了大量的文字向读者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相较于可变资本增加了，即工人阶级所操控的技术增加了。
但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这只能说明中国经历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同的规律。然后，他用中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in line with Marx）这样的措辞，让人觉得似乎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鉴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准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也可以说美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这只能证明中国已经发展起来，而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
罗思义再次几乎承认这一切与共产主义无关，他惊人地说：“用西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解释中国的经济政策也是可能的”（第4页），“现在我们已经得出了‘中国式’的经济结构——尽管是通过凯恩斯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国的经济调控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总体宏观的经济控制，包括中央投资水平——正如凯恩斯所主张的那样。”（第139页，作者的强调）
他说中国的经济政策符合凯恩斯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绝对不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罗思义试图为那些不关心理论准确性、只关心体面性的庸俗学术读者淡化和篡改马克思。他精挑细选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部分论述，并粗暴地试图将他们相提并论，好像马克思只是一个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发展和管理经济的布道者。马克思和列宁会对这种混淆旗帜的做法，对这种随意无视科学准确性、草率地混淆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做法感到惊怒。
他不满足于把马克思变成凯恩斯主义者，还不遗余力地模糊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区别，告诉我们“与其说‘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不如说‘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更为正确”(第92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学习研究了斯密（还有且尤其是李嘉图），但他在提出阶级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概念——自然也包括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时，也否定了斯密的思想。这些超越斯密的发展对于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启示，但罗思义对此却无话可说，因为他的分析中没有对中国经济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解。
新经济政策
两位作者都认为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政策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从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NEP）一脉相承。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余粮，并允许商人从中获利。罗思义和马丁内斯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政策，与上文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评论是一致的。但他们所掩盖的事实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战术性撤退。这是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所带来的退却。通过向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尤其是农民）作出市场让步，他们希望为年轻而孤立的工人国家赢得时间和喘息空间。
因此，这充满了危险。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工人国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危险就越大。在题为《新经济政策第二年的共产主义任务》的演讲中，列宁引用了俄国资本家侨民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即新经济政策)。”
他还对这些言论提出了如下警告、
“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作者的强调）
态度上的对比确实非常鲜明。对马丁内斯和罗思义来说，中国官僚机构保证把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就足够了。而对列宁来说，依靠“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
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如何才能抵御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马丁内斯引用了列宁在1921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试图让我们放心：“应当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第21页）。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不真实的。列宁对这些危险忧心忡忡，强调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并不总是能够分清敌我”，也就是说，由于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复辟可能会通过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渗透和腐蚀来实现。
1922年，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腐蚀工人国家，以至于使其失去控制：
“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莫斯科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
这才是列宁的真实立场。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是，这些担忧是在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工人民主是抵御资本主义腐败危险的唯一良药。正如列宁在同一演讲中所说，“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作者的强调）。
这就是说，列宁清楚地看到了“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所带来的危险，他说这是“真正的和主要的危险”。这是因为，这些官僚从根本上说是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声望的野心家；他们不是由本阶级选出并对本阶级负责的献身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样的官僚机构天生就容易腐败。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中负责管理对市场的优惠政策，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分一杯羹，从而在扩大这些市场措施方面获得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强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政治上的优先权”不是给予官僚，而是给予工人阶级。只有积极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才能抵制“小资本”和“小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强制撤退下的腐蚀性影响。
不仅如此，列宁还坚持认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只有牢牢垄断对外贸易，才能保持对局势的控制，防止新经济政策下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挂钩。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80年开始，这种国家垄断被放松，首先是在经济增长的中心——经济特区，然后在2001年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越来越多地在全中国范围内放松。
马丁内斯承认，“现代中国比新经济政策走得更远，因为私有财产不仅限于‘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还有一些极其富有的个人和公司控制着巨额资本”（第21页）。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情况绝非暂时的退却，而是几十年来的常态。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由享有高度特权的官僚机构管理，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民主监督。
如果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就在担心他身边的官僚，那么他又会如何看待在中国管理了数十年的“巨额资本”的庞大官僚机构呢？他会相信这些人是朋友而不是敌人，相信中国正稳稳地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吗？
国有企业
这两本书的论点完全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中国经济的40%左右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引导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庞大的私营部门是发展经济的必要之恶，但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这一罪恶将被安全地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上来。
国有部门要驾驭庞大的私有部门，驾驭这头盲目追求利润、贪得无厌、不顾社会后果的野兽，绝非易事。要做到这一点，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容轻视。这将引出巨大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占两本书的很大篇幅。
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内斯只是引用了习近平的话，他向我们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是“国有部门”，“绝不能改变”（马丁内斯，第xi页）。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
马丁内斯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制高点’实行严格控制”，比如银行，主要的银行都是国有的，因此“主要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私人股东负责”（第xii页，着重号由作者标明）。换句话说，国有银行也有私人股东。这一切“意味着资本无法控制整个经济进程，经济的发展方向是造福全体人民”。
但“使全体人民受益”意味着什么？谁来决定什么对“人民”有利？究竟什么才算“人民”（所有中国人，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国家又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指引’私营部门的？马丁内斯阐述道：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相对比例，而在于政治权力在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中的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可以纳入市场机制，只要这些机制在国家的指导下运行，并为劳动人民带来一些好处；只要不允许资本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正如邓小平所坚持的：‘它（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带来“某种利益”，什么不是。马丁内斯肯定会承认，市场具有“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难道没有任何危险吗？难道就没有腐败的危险，没有国家说是“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只是中饱私囊的危险吗？
马丁内斯继续说道：
“中国政府在当今时代的首要任务与中国人民的要求非常一致[他怎么知道人民的要求是什么？]，尤其是：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保护环境；消除贫困；维护和平与稳定；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及重新树立中国的国威”（第xvi页）
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和“树立中国国威”纳入其中，听起来很像是统治阶级的优先事项，而不是“人民”的优先事项。当然，一个政府可以声称自己有听起来令人愉快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是否真的消除了贫困、腐败和环境恶化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难道不会乐此不疲地列出一套非常相似的“首要任务”吗？难道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资本家不会声称自己“提高了生活水平”、“消除了贫困”、“打击了腐败”等等等等吗？
难道我们只能相信习近平的话，相信他代表了“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巩固”，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能够不受中国大量资本和不平等现象的腐蚀？
这就是马丁内斯和罗思义对长期使用市场机制的问题和危险的分析总和——这一切都没问题，因为国有部门仍然（相当）庞大，而且国家与“人民”有着相同的优先权。
现在，如果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并引导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自然会不断壮大，这样一来，经济就会逐渐变得更加计划、更加和谐、社会更加平等。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情况吗？
有趣的是，马丁内斯自己也赞许地引用了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话，他吹嘘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使众多的国有企业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因此，排名前150位的国有企业非但没有成为跛脚鸭，反而获得了巨额利润，2007年的利润总额达到了1500亿美元”（第xiii页，作者的强调）。
这些巨额利润意义重大。但马丁内斯坚持认为，国家引导这些公司投资于利润较低但对社会更有益的领域，如通往偏远省份的铁路，这才证明它们在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然而，他还想吹嘘这些公司“利润丰厚”，而中国经济成功的源泉恰恰在于利用了这种利润。
虽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有部门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面临着更大的盈利压力，从而按照市场逻辑进行运作：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政府为国有企业引入了包括股本回报率或净利润增长在内的财务指标。但今年，政府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告诉国企管理层将开始根据股市表现对其进行评估”，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黄辉说：“与前几轮改革相比，这次改革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它将金融市场指标与国企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估）直接联系起来。”(《金融时报》，2024年4月17日）
因此，尽管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对中共官僚机构而言，它们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从某种经济计划的角度来看所取得的成果，而在于它们在市场中的表现。换句话说，是市场对国家发号施令，而不是相反。
诚然，在革命之后，并非所有东西都会被国有化。对整个经济进行规划在技术上暂时是不可行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私营部门将被允许运营并获取利润，这样这些利润就可以被征税并反馈到计划经济部门。这样，计划经济部门就会发展到公共计划能够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的地步，利润动机也就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部门也应按照利润动机运行！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有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盈利自主权，其实际后果是什么呢？不仅是私营部门，国有部门也出现了债务激增、投机、腐败和令人发指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控制。
例如，2011年，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中国日报》报道称
“中国在2009年对国有企业高管的280万元人民币（约合44万美元）薪酬进行的限制政策似乎被忽视了......国有企业中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是韩俊良，他今年在华锐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薪酬为858万元......‘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业绩，也取决于市场……自2005年起，政府允许国有企业高管持有和出售其公司一小部分股份。’”
国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这一事实也反映在中国再次受制于资本主义危机法则这一事实上。罗思义和马丁内斯称赞中国避免了2008年的危机，认为这证明了中国的计划经济而非资本主义经济。但他们对中国当时如何避免经济衰退的解释却语焉不详。
2009年，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如下讲话：“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我们正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是：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我们把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的强调）
换句话说，中国发现自己患上了资本主义市场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危机的经典症状——生产过剩，尽管中国官僚机构使用了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同的委婉说法，即“产能过剩”。在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中，生产过剩是闻所未闻的。有用的产品将按照计划生产和分配，以满足需要。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规模未知的市场和利润。当每个资本家都试图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时，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周期性地席卷整个体系——不是因为不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市场无法消化它们。结果就是危机、破产、失业以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罪行。
面对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凯恩斯主义方法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来暂时缓解危机。中国利用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发行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债务，为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希望以此来避免危机。但这种凯恩斯主义方法有其局限性。
在短期内，这种方法或多或少起了一些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刺激措施往往就是如此。但是，刺激措施的规模——历史上最大的刺激措施之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影响，其全部效果仍有待完全显现。由于中国不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即使是国有银行和其他企业也在寻求盈利和保留利润，因此刺激政策产生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它造成了国家、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这为未来更严重的危机埋下了隐患，我们接下来会对此进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你们还看到了“影子银行”（即非法或半合法、不受监管的银行业务）的爆炸式增长。温家宝可能希望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贷款激增能被用于马丁内斯所称中国国有企业从事的那种对社会有益但利润较低的项目。但正是因为这些项目利润较低，所以情况并非如此。据《金融时报》2011年报道
“今年上半年，国有银行最赚钱的业务不是贷款给企业，而是为信托和地下钱庄提供资金。不过，银行希望利润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存款不断流失的时候。例如，在9月份上半月时，‘四大’国有银行因为储蓄者纷纷逃往高收益的影子银行，导致存款净损失达4200亿元人民币——是同期贷款额的四倍多。”(作者的强调）
换句话说，市场压力迫使这些国有银行不得不出手，而刺激政策所期望的社会效益并未实现。银行（国有银行和私人银行）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行事。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刺激政策导致了短视投机活动的爆发。《金融时报》2011年的另一篇文章指出
“[影子银行]允许公司——据估计有90%的影子贷款机构是国有的——获得比将现金存入[官方银行]更健康的回报......[国有]中石油......”。[国有]中石油有一个资产管理部门、一家信托银行、一家商业银行以及一个内部财务部门。[国有]宝钢集团持有最大信托公司之一财富信托98%的股份，而[国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持有华宸信托49%的股份。”(我们的强调）
很明显，国家并没有“主宰”经济，尽管与西方竞争对手的经济相比，它确实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但这里的问题是，即使银行“主要对政府而不是私人股东负责”，银行和政府在市场需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市场并非“为社会主义服务”。
事实上，中国国有部门的规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自己盈利并参与市场竞争这一事实时。20世纪以来，大多数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在国家的大力干预、指导和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法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老牌资本家竞争，也无法对本国的封建或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进行革命。
在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发展并维持与商界的关系，在其看好的领域并向其看好的公司提供援助......政府不愿将经济发展交由市场力量决定。现在依然如此”。(Kenneth Henshall，《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1999年）。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创建了工业重建研究所，这意味着国家直接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彼得罗·格里冯内（Pietro Grifone）在1940年写道：“整体而言，银行业和大型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鉴于它关系到如此重要的公共利益，其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1936年，“80%的进口和60%的出口由国家垄断组织控制”【埃米利奥·塞雷尼（Emilio Sereni）】。就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国家还控制着70%的银行系统和大部分经济部门。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台湾经济规划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称，“1993年，私营部门在研发支出方面首次超过了公共部门”。
“迄今为止，国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占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根据一些统计数字，超过了‘共产主义’中国......1952年，台湾国营企业的工业生产占总量的57%。”
在韩国，朴正熙独裁统治时期，国家将银行国有化，控制了全国96.4%的金融资产！随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由经济规划委员会管理的“五年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国家指示银行向发展造船、钢铁和化工等重工业的工业集团（财阀）提供贷款。
韩国从一个以出口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低技术产品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工业基地，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这一过程与中国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它被描述为“引导资本主义”（guided capitalism），但没有人想到称之为“社会主义”。
在日本、台湾和韩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国家强迫资本家大量投资，有时甚至违背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正因如此，这三个国家从美国的援助和优惠贸易条件中获益匪浅。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在于，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西欧晚得多，资本家阶级比西欧弱得多的地方，为了保护和培育这一进程，国家必须进行大量干预。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这些例子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是，1949年领导革命的政党仍然执政，中国的统治阶级正在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权力斗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全面“自由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更不用说政治自由化了。
但它们确实表明，乍看之下可能是一种特殊现象，实际上却非常正常。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标签、言辞和宣传，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数百万人的脱贫以及对国家干预的依赖，只不过是一个成功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却姗姗来迟的国家的典型特征。
只要听听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讲话，就会明白这一点。罗思义和马丁内斯喜欢展示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某些语录，这些语录宣扬了他们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愿景。然而，如果你认真研究这些语录，就会发现它们总是与中国的长远发展、更遥远的目标相关。这些语录总是以其抽象性为特点。说白了，就是陈词滥调。
还有很多其他语录，罗思义和马丁内斯选择不予强调。例如，在北京召开的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说：“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决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同时也决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据新华社报道，他指出，“中国致力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学人》报道称，2021年9月6日，“副总理刘鹤试图安抚私营企业家，称他们的努力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中央宣传部急于消除中国资本家的担忧，即政府没有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于是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表明，中国共产党无意“杀富济贫”。
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即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历史原因，国家能够发挥比英美等国更加独立和强大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个政权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维护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因此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规律。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讨论的两位作者是中国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在国家干预的专业指导下，中国经济将继续蓬勃发展，直至进入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没有矛盾的。它只会继续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而不会出现真正的中断。罗思义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GDP的增长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个人后果——也就是说，人均GDP的增长对社会而言不是‘中性’的，而是非常积极的”（罗思义，第28页）。
这里面没有一丁点辩证法。它的论点很简单：“中国已经增长了，所以它将继续增长。增长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钱，因此增长是社会主义的”。是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西欧、北美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仍然受到剥削，就像他们在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关系而非绝对财富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
中国的增长建立在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因此不可能持久。据《经济学人》报道，2021年，中国有698名亿万富翁，几乎与美国（724名）一样多。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中国最富有的二十位“立法者”身价高达5340亿美元。
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增长迅速，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衡量经济不平等的指标）略高于美国和英国。中国的大城市是世界上最难以负担的地方。
种其因者，须食其果。中国的繁荣已经结束。突然之间，国家似乎对经济不再有太多的控制权，并在一项政策与另一项政策之间摇摆不定，希望以此来提振经济信心。这场席卷经济的危机的导火索是国家在处理过多债务和房地产投机方面的拙劣尝试。
罗思义和马丁内斯认为，国家能够通过对银行和其他企业的控制，引导投资流向对社会有益的项目，而不是贪婪的投机行为。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基础设施和建筑业的巨大繁荣。但是，由于包括国有企业和银行在内的经济是按利润运行的，这些项目都是投机性的。它们都是通过债务融资的。而债务必须连本带利偿还。
利息是对债务投资所产生的利润的索偿。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能永远盈利。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大量借贷是不可靠的，债务无法偿还，因为投资普遍没有产生利润。这正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繁荣所发生的情况，现在这些繁荣已经变成了崩溃。
2024年3月13日，《金融时报》报道称：
“北京已下令十几个负债累累的地区（其中许多是欠发达地区，远离沿海地区）限制基础设施支出，因为北京试图平息长达十年之久的投资狂潮，许多人认为这种投资狂潮是不可持续的......贵州省已经搁置了许多基础设施计划，预计该省今年的重大项目支出将下降60%......”。‘各级政府最好习惯于勒紧裤腰带，并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时之需，而是一个长期解决方案，’财政部长蓝佛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需要勒紧裤腰带，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贵州省全国人大代表张抒扬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粤开证券估计，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狂潮使其债务总额（包括表外负债）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7%。”
换句话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开端，这场危机由过度投机和负债引发，但最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矛盾造成的。而应对危机的方法与2008年后西方国家的做法大致相同：紧缩政策。国家对经济的最高控制和对社会需求的规划都不见踪影。
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它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明显席卷中国的资本主义危机肯定会标志着这一进程的顶点？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阶级。大部分人口现在居住在城市。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中国拥有庞大而高度发达的工业能力。在许多领域，它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长达数十年的市场改革“实验”导致了严重的垄断。中国的许多行业不再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资本微薄的民营企业组成，而是“成熟”行业，即大型民营垄断企业，如华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它们占据着世界市场，雇用着成千上万的工人。
现在，这些公司所处的市场已陷入危机。当然，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适合大规模征用资本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吗？相反，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措施。
在中国，罢工已经司空见惯，尽管中国“共产党”竭力予以制止。随着危机在中国的发展，工人阶级将采取更多行动。这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政治性。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其声誉和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之上。罗思义和马丁内斯的论点也基于这一事实。因此，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结束对北京政权来说意味着一场政治危机。泡沫的破灭也意味着斯大林主义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欢呼声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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