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原文发表于1989年05月13日，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二战后如何就殖民地革命及苏联国家性质问题做出分析。当时，战后的世界在东欧、中国、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都出现了以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但是模仿了苏联党国极权的国家。如何认识这些政权的出现以及其本质，是20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而格兰特对此以托洛茨基的理论手法来回答。译者：张大户家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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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终于撑住了风暴和压力，获得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支持下，得以享受几十年的相对社会和平，这与战争年代的不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即所谓的第三世界，战后几十年是一个空前动荡的时期。其特点是饥荒、社会动荡、战争、革命和反革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生了高达数千万和数亿人的大规模战争。中国（China）、古巴（Cuba）、缅甸（Myanmar）、叙利亚（Syria）、柬埔寨（Kampuchea）、越南（Vietnam）、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等国家在战争中建立了政权。从战前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政权都是新的和特殊的。它既不像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政权，也不像十月革命的“经典”式工人政权。
正如战后的许多政治发展一样。殖民地革命对所谓的第四国际残余领导层以及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论家来说，笼罩着一层神秘和混乱的色彩。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宗派轮流将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人理想化，而对这些领导人所代表的真正政治力量一无所知。
正是聚集在泰德·格兰特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趋势，能把所有这些人物和运动置于正确的背景下，并解释其起源和发展。本章的节选表明：这些事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即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但它也同时表明了，它们是如何在战后以一种全新的和扭曲的方式应用的。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前就认为，由于俄国资产阶级进入历史舞台较晚，导致其无法领导俄国革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过于软弱，与旧土地关系捆绑得太紧，过于屈从实力更强的国际竞争者等）。同时，千千万万的农民也无法发挥独立的政治领导作用。因此，只能是由带领农民的工业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领导革命。
但无产阶级在领导并完成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任务后，会受到其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社会）和斗争方法的约束（反革命势力反扑，新热月等），将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建立工人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托洛茨基承认俄国经济过于落后，无法建设社会主义。但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社会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俄国革命将率先完成只有发达国家工人才能完成的事情。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俄国即将发生的革命是一场（由于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国际主义观点的必要性）：“不断革命”。
1917年的革命进程表明，托洛茨基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资产阶级完全没能力推进或巩固（哪怕是最微薄的）革命成果。“民主”任务最终只能通过由在贫民支持，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十月苏维埃革命实现。
《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描述不发达国家革命进程的出发点：殖民地革命。但在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国家之间的过渡时期，情况却极其复杂：由于发达国家革命的延迟，世界范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极度堕落。后面的第三世界国家没能出现大规模革命党，各种托洛茨基未曾预料到的新社会形态都可能一一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社会和经济危机达到顶峰，革命有可能以一种扭曲的、非“经典”俄国模式的不断革命论方式展开。在苏联已存在的极权官僚模式基础上，建立同样的政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一党制政府和压制民主权。此外，这些政权都是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或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
本章节的全部文章，展示了当时作为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简称英革共）首席理论家的泰德·格兰特，是怎样一贯的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殖民地革命的。在英革共解体后，格兰特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这些研究。第一篇是于1949年1月发表在《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背景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或“红军”），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领导的“民族”军队之间的中国内战。
可以在这个阶段清晰的看出，红军在土地和农民的革命政策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第四国际仍有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会向蒋介石妥协，甚至投降。这些“理论家”们从不会去直面现实。仍有人在辩论中调侃说：“毛泽东可能想向蒋介石投降，但问题是，他追不上逃跑中的蒋介石啊”！
格兰特在对苏联、东欧和铁托-斯大林分裂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清晰一致的、科学的中国状况分析（它甚至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在全球“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还在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时。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赞扬：“尽管在这个亚洲重要地区上，封建主义和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毁灭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进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和十月革命本身一样重要。
文章在欢呼社会变革是中国人民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时，也预测了再一个莫斯科国家的建立：“其结果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可怕扭曲......毛泽东将以苏联为范本”。
当所有其他理论家都还在犹豫，是否接受中国可能是畸形工人国家的结论时，格兰特已领先数步，提前数年预测了中苏交恶的必然性。文章在提到铁托-斯大林的分裂时总结说，新铁托将可能会出现......毛泽东将以这个有4.5-5亿人口和潜在资源的中国为基础。这些冲突的出现，将帮助世界工人阶级更好的理解斯大林主义本质。
上述文章的清晰分析和明确观点，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就没有大量的混乱和质疑了。尤其是在英革共的队伍中，成员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于1949年2月写下了《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一文（本文提出了很多经典疑惑），他质疑中国和南斯拉夫问题的结论。这篇文章是作为英革共内部讨论的结晶发表的，正因为它确实反映了对领导层（即格兰特的）立场的更广泛怀疑，所以值得全面答复。
对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的回信，则构成了本章的第二篇文章。它再次以与前一章相同的措辞，论述了铁托-斯大林的分裂。它说：“斯大林和铁托政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仍处于早期阶段”。苏联的第一次热情高涨（当时苏联官僚机构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今天南斯拉夫的热情高涨有着惊人的相似处。
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描述铁托政权，进而解释了铁托与斯大林的分裂，并将分析延伸到中国。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建立政权的过程，解释说：它从一开始就必然是“畸形的”。它（中国的斯大林领导层）是以农民为基础（而非以典型共产党样式的目标和面貌，即十月样式）进入城镇的，是通过在各阶级之间斡旋来建立政权的（译者注：即中共所宣称的“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共企图调和城市内的参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乡村农民阶级，并凌驾于这些阶级之上。）它不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身社会基础的（即，不像布党那样作为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表），而是以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方式来建立政权的。
正如铁托能对莫斯科宣称“路线独立”的那样（因为他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南斯拉夫运动上台的）。毛泽东也能够通过依靠人民解放军和有5亿人口的中国，来坚持并对莫斯科宣称“路线独立”......出现一个新的、真正强大的中国版铁托的危险，是一个引起莫斯科强烈焦虑的因素。
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和苏联斯大林主义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先前预测的分歧。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激烈。到1960年中期，中苏双方彻底决裂。苏联撤回了所有先前安置在中国，以帮助其发展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之间的公开分裂，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乎所有共产党都经历了一些分裂，并形成一些“毛主义”政党。
正如他们之前对铁托所做的那样。“第四国际”的残余势力（现在由一些小的极左宗派组成）把毛泽东奉若神明，并称赞其为某种“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鼓励组建毛主义政党的过程中，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甚至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将组织成员输给毛主义政党的辉煌壮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参与并创建一个斯大林主义党。
本章的第三篇文章（即《殖民地革命与中苏分裂》），是一份于1964年在萨塞克斯大学社会主义协会首发的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它再次解释了中苏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之间分裂的性质。这次是在事件发生后。但它也扩展了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并将其涵盖到更广泛的殖民革命进程。
此时正处于战后繁荣高峰期。极左派谴责西方工人阶级是被“资产阶级化”的（译者注：就是西方工人阶级已经变成跟资产阶级一样毫无革命性。），并把注意力转向学生和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他们来说，世界革命的重心一下子从中国转移到了古巴，从古巴转到阿尔及利亚，从阿尔及利亚转到越南。而且每次都是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不论其本质。
因此，这份文件主要针对这些中产阶级人士们迷恋的论战，对殖民革命也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回顾。基于最初对中国的分析，它展示了类似的过程是如何发生在缅甸、越南和古巴等小国的。
在提到越南工农的反美帝解放战争时。文章指出，越南人民的胜利是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正确地预测到：将可能建立一个像北越政府一样的畸形工人国家政权。
总分析对一些国家的殖民地革命进程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它指出了经济的“国有化”趋势，那里存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和群众压力的激进政权。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如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革命进程并没有完全实现对地主土地的没收和资本主义的废除。
本章的第四篇文章（《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是对上述广泛主题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它于1978年7月在《战斗国际评论》（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上首发。自上一份文件发表以来的十四年里，第三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革命运动，导致其形成了一些与中国或俄国相同路线的无产波拿巴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叙利亚、越南（南北统一）、老挝、柬埔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的形成，与1949年就已提出并详细阐述的殖民地革命分析结论是一脉相承的。但除此之外，它还证实了对中苏分裂根源的分析（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一些分歧，已经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在中俄边境以及越南与柬埔寨和中国的边境，都曾发生过武装冲突）。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除泰德·格兰特在铁托-斯大林分裂时就已提出的基本立场外，没什么其他解释。他还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进一步发展了殖民地革命理论。
本文特别关注古巴和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就埃塞俄比亚而言，一场于1974年发生的革命运动推翻了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不久后，以门格斯图（Mengistu）上校为核心的军事政权，在征收地主土地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然而这个政权采用了所有第三世界斯大林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极权主义方法，其对少数民族的镇压程度不亚于被其推翻的旧政权。它还参与了厄立特里亚（Eritrean）独立战争，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之间的欧加登战争。
而此时，苏联斯大林主义者从支持索马里（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转向支持并积极援助埃塞俄比亚。旧第四国际的宗派残余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必须解释“健康工人国家”（指古巴）怎么会对一个“法西斯国家”（指埃塞俄比亚）给予积极支持的矛盾境地。
再一次，只有在格兰特之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这些事情。他解释了斯大林主义国家是如何在古巴和埃塞俄比亚两地建立起来的。这篇文章和前一篇文章一样，也阐明了殖民地革命的一般过程。如1978年的阿富汗政变，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莫斯科官僚机构在一年后（即1979年12月）发动入侵，以支持该政权。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缺乏格兰特的殖民地革命研究理论（经过事件的检验、再检验和确认），那么在殖民地革命这块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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