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香港例行的区议会选举在爆发已半年之久的反送中抗议浪潮中进行。近来的情势，让这一历史上低参与，低投票率的选举俨然成为香港民众对北京政权意见的公投。这场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多人参与的区议员投票，以反北京泛民派候选人的压倒性胜利作结。然而，整个香港运动仍然迫切需要一个清晰的，阶级斗争的路线才能有效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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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举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18个区议会代表。与立法会相比，区议会的政治实权要少得多。他们只能在日常市政事务上对港府提出建议，没有实际立法权，尽管区议会其中五名议员可以参选成为立法会成员。在479个议席中，有27名当然委员将根据其在新界乡村或离岛的乡事委员会主席资格自动选出，其余则透过直接选举产生。
这与立法会选举有所不同。在立法会内的70个席位中只有40个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剩下则是通过“功能”（即专业）选区选出的，由商业领袖委员会选举其代表，从而保证了将近一半席位是由香港统治阶级直接控制。
被亲北京资产阶级政党主导下的立法会，与现在反北京政治势力占绝大多数的区议会之间，两者在代表制上存在明显差异。而在反北京势力内部也存在着“泛民内部的建制”与被迫忍受血汗工时和狭小公寓的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
被否决的北京
区议会在实际事务上缺乏正式权力，是迄今为止其投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03年以来，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下。然而，今年注册选民却达到413万，投票率达71%。就连中共政府运作的《中国日报》 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参与）水平”。
Another particularly long queue is at Shatin’s Lek Yuen Estate, where the injured democrat Jimmy Sham faces off Wong Yue-hon.
— Hong Kong Free Press (@HongKongFP) 24 de noviembre de 2019
Photo: May James / HKFP. #hongkong pic.twitter.com/2gOmPDBQah
乘着群众对这场先前对平淡无奇选举的大量参与，反北京的“泛民派”席次从2015年的120席暴增至385席，多于两倍。亲北京阵营从上次选举中赢得的292席减少到59席。值得注意的是，泛民派其实在上一次区议会选举中遭到挫败，比他们先前在2003年达到的最高纪录174席少了74席。
某些选区的转变尤其引人注目。在先前被建制派主导的九龙黄大仙区和新界大埔区，建制势力这次居然一席也没拿到。一些最大声支持北京的政客，如公开挺7月袭击示威者的白衣暴徒的何君尧，时尚大亨兼九广铁路公司前董事长田北辰，以及因认为港府对抗议做出太多让步而把林郑月娥骂到哭的麦美娟，通通落马。
另一方面，区议会选举遵循的“简单多数制“规则也可能夸大了泛民成功规模。泛民虽然赢了80％的席位，但他们的实际得票则是167万票（占总投票数的57.2％），而建制则获得了190万票，得票率40.6％。这当然没有改变选举结果压倒性地否决了北京的事实，但是这也显示亲北京阵营仍然握有很大的动员能力。
面对群众这次对他们的清楚不信任票，林郑月娥和她背后的中共仍然态度强硬。林郑只提到她会尊重选举结果并会“认真反省”，但仍未对运动提出的五大诉求，尤其是对香港实行真普选的要求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选举前一天的11月23日宣称这次选举将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将在广泛的暴力冲突中进行。选举当天，新华社只有报导选举落幕，以及声称“爱国爱港人士”在选举期间遭到示威者的骚扰，但却没有报导选举结果。
林郑和北京的强硬态度皆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的中共，永远不会自愿向香港群众提供民主改革，因为这将导致中国劳工阶级向他们要求同样的权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危机笼罩着中国和全世界的今天。其次，香港的政府机关，法律和选举制度的安排仍然给予北京对香港局势的最终决定权。仅仅将人选入这些议会是不会对北京造成根本的威胁，致使其态度发生根本变化。只有将抗争扩大到香港之外，并与中国劳工阶级团结起来直逼中共，香港和中国各地的人民才有可能赢得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一个工人民主社会。
不幸的是，这不是香港运动目前所采取的方向。
“泛民派”有能力解决问题吗？
许多主流评论粗略地谨将这次选战视为“亲北京”和“反北京”阵营之间的较量，而忽略了泛民阵营内部是由一系列复杂，互相矛盾，以及有时对劳工阶级把持反动立场的政治势力所组成。
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他们造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对包括香港在内数百万人的剥削。所谓的“一国两制”代表了北京政权开给香港资产阶级的历史性空白支票，以换取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忠诚，并促成西方资本引入中国。资本主义在香港造成的高度社会不均，在中共的统治下变本加厉。我们也因此诉求以一贯的阶级立场，也就是以香港劳工和受压迫者利益为核心的立场，向现今的运动提出我们的建议。
泛民阵营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互相矛盾的，有时反动的政治势力组成。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中）和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右）最近代表香港人民领取了“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麦凯恩（John McCain）生前是美国著名的右派政客。 //图片来源：哈里法斯国际安全论坛官方脸页
我们赞扬香港民众通过这次选举结果对北京表现的否决，但单单是否决并不代表一个积极的前进方向。这次将泛民派带进区议会的选举结果，也让一些不良份子鸡犬升天。
以香港民主党为例，作为泛民阵营内的最大党，现在亦是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囊括91席。这个自称拥护民主价值的政党于1999年拒绝在香港实施最低工资。 2010年，它也放弃争取取消立法会高度反民主的的“功能选区”制度，反而只是提议稍微修改它。他们实际上被广泛视为站在反送中运动的边缘绝非偶然，许多激进示威者将他们视为香港现今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并不代表群众对他们本身的真正热情，而是由于在广泛的反北京情绪中缺乏其他选择。
类似于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如公民党，民协和新民主同盟也得以当选。他们共同构成了泛民阵营内的主要集团。
与上述势力以左还有工党和社会民主连线，但是这些政党的改良主义和对议会制的幻想使他们落后于群众运动而不是领导他们。香港工党是由香港职工盟内部少数领导与一些社运人士于2010年成立的。与其在英国著名的同僚不同的是，工党并不是一个劳工阶级的群众组织，没有为群众提供定期参与和讨论政治的场所，而是只是为反北京工会周围的运动人士提供参选途径的工具。它 相信“主张透过工人的集体力量，并辅以法律规范，平衡（失衡的）劳资关系”。工党有限的政治展望和资源令其只能站在泛民阵营的边缘。在香港目前的运动中，他们也只发挥了渺小的作用，也从来没有为反送中运动提供过基于阶级的先进解决方案。因此，即使他们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收益，他们仍然只掌握7席。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连线虽然也不是拥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但由于其旗下有几名相当有名的人物，也获得远高于工党的能见度。其中，岑子杰大概是社民连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所参与召集的民间人权阵线曾在6月领导了数次百万群众示威。但是，岑式并没有利用这个平台来推动真正基于劳工阶级的诉求，而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所坚持不改的五大诉求。他从未提议为了香港和整个中国大陆的劳工阶级的利益，这些诉求应该扩大为社会要求。这种犹豫不决的领导手法所导致的政治僵局，再加上港府加强的镇压，意味着民阵发起的示威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不可避免地萎缩。
同为社民连成员的“长毛”梁国雄所采取的策略，也导致他错失了天大的良机。他曾经参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自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者，却选择将自己以形象而不是内涵塑造成反送中运动的激进左翼。梁国雄这次对上建制资产阶级最大党民建联的党主席李慧琼，却没能为这场选战注入阶级斗争性质。他没有利用如此的曝光率将五大诉求推越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制，推向可以赢得中国大陆劳工支持的社会要求，反而完全拥抱五大诉求，而没有为运动添加任何理念，只是穿着格瓦拉衬衫上街，然后将既有的口号喊得比别人大声而已。最后，在反北京情绪的高潮中，他仅以343票之差败给了李慧琼。如果他至少对他所参选的土瓜湾区所经历的重建户安置危机提供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将他的选战限制为抽象的“踢走建制”形象，他本可以赢得更多支持。我们现在只能猜想当他承认自己的败选是“有辱使命”时，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而那些一直为梁国雄和他的路线担保的人们应该认真思考，检视这一经验。
左派候选人“长毛”梁国雄没有利用他的平台提出社会要求。 //图片来源：梁国雄官方脸页
社会主义纲领和阶级斗争是唯一出路
我们必须承认，香港运动普遍缺乏真实的阶级观点，导致其失去了群众性质。运动内没有一方在认真考虑如何将“五大诉求”扩大到社会要求，也没有组织提出积极争取赢得中国大陆劳工阶级支持的观点。
直接参与运动的群众数量有所减少。数百万人走上街头的光景不再。我们反而看着数百名孤立的学生们试图使用冒险主义的方法取得突破。他们其中一些人（主要受犬儒势力影响，如香港自治运动）诉诸请求美国推动《香港人权法》，向最终必然会为一己之私牺牲香港群众的特朗普求援。其他人由于运动的孤立而与警察做出大胆小规模搏斗的“勇武抗争”。尽管目前群众仍然对这些活动把持消极的同情，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力量平衡下，这些抗争是无法赢得胜利的。
造就当下窘境的责任应该要由上述“左翼”领导人以及香港职工盟承担。后者拒绝参加广泛基层所发起的11月11日总罢工。在“总罢工”缺乏工会团体领导的情况下，绝望的青年示威者诉诸破坏铁路，向公路投掷杂物等手段迫使香港停工。这些活动并未造成任何停工，反而导致了香港中文大学和最近的理工大学的学生抗议者所受到的暴力警察镇压。要压倒警察，就必须要诉诸能够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抗争的策略。
Police and protesters - a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ic.twitter.com/S7sfCC8I8D
— Karen Lam (@Karen35429261) 20 de noviembre de 2019
现在如职工盟和工党这样的组织，以及如岑子杰这样的公众人物应该停止尾随资产阶级民主诉求，主动在香港各地的工作场所内组织罢工会议，以争取促成真正的总罢工。如此的总罢工不仅要争取五大诉求，更要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减少工时不减薪，立即充公大亨们的地产，以实现真正的廉价公共住房计划。普选只能通过革命手段来赢得。应该在全港举行群众大会，以组织群众建立自己的民主力量，而不是等待北京领导下的立法会恩赐选举权利，他们是不会同意的。这种在地方和工作场所举行的群众会议应选举代表参加更大规模的群众机构，该机构将联系所有地方斗争，组织运动并为香港民众提供港府以外的民主性替代方案。
现在的情况清晰地显示：只有在香港和整个中国推翻资本主义，才有办法打倒林郑月娥和她身后的中共政权。香港政府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北京。北京的力量得到了整个中国资本家的支持，因为北京捍卫了资本主义并压制劳工阶级。要击败它，就必须将仅限于民主要求的五大诉求扩大为社会要求，即可以促成香港大众与同样被血腥剥削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诉求。只有积极与中国大陆的劳工阶级一同为社会主义纲领抗争，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终结香港人民每天遭受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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