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二年前的这一周,阶级斗争的烈火席卷了南韩。在群众争取民主和推翻军队的抗争中,人口近百万的光州市内发生了一件相当英勇的事件。当地的工人们合力击退了残暴的国军,并几天之内实际上接管了全城,且使其曾短暂地处于武装工人民兵的控制之下。(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5月27日。译者:Affr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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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引发巴黎公社的情况无异的围困条件下,光州的工人开始自行运作社会。尽管他们最终被军政府的镇压淹没于鲜血之中,但光州无产阶级的斗争却让世界再度见识到了工人阶级手中握有的变革性力量。
朴正熙之死与民主斗争
1950-1953年朝鲜战争后的南韩是一个充满压迫、剥削和苦痛的地方。群众在两个接替的右翼独裁者手中遭受着苦难,且没有享受到西方社会内一般人所握有的任何民主权利。自诩为“自由与民主”捍卫者的美国则向独裁者提供了不懈的支持,而作为回报,后者不仅允许了美国维持在该国的驻军,更容许其继续直接指挥着韩美的联军司令部(CFC)。
对于美国来说,朝鲜半岛则是其反抗二战后所爆发的革命浪潮的反革命圣战前线。而南韩群众的福祉只被其看待为微不足道的筹码。
到了1980年,南韩已经在军事独裁者朴正熙(박정희)的统治下将近二十年了。朴正熙自于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便忠实地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服务,同时以铁腕镇压了南韩群众。所有的反对派和工会都被压制或取缔了。而与此同时,南韩中央情报部(KCIA)也效仿着它们的美国同行,通过暴力和酷刑来镇压异见人士。朴正熙政权虽然是基于与北朝鲜畸形的工人国家所不同的财产制度,但却也同样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警察国家。
然而,哪怕是在朴正熙政权之下的国家也被迫需要去大力干预经济以刺激发展,以朴式夺权后的银行国有化为起点。尽管市场体系和私有财产依旧完好无损(现有的被称为“财阀”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是没有被征用的),但朴正熙政权却迫使他们投资于国家指示的产业。由于引导经济发展的政府的大力干预,而非市场经济的结果,导致了前李承晚政权所未见的重工业和出口部门的出现。在此期间,南韩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国内生产总值则从1960年的39.6亿美元增加到了1980年的654亿美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学生人口也得以增长。到了1970年代后期,尽管朴正熙政权依旧实行着铁腕统治,但诉求民主权利的抗议活动——其通常由学生领导——却已经开始在各地爆发开来了。
劳工运动也随之而来,1979年8月YH贸易公司的纺织女工的静坐罢工就是一个特别闪耀的例子。而政权则以血腥镇压所有反抗行为作为回应,但斗争仍然继续升温。南韩统治阶级和国家就这样陷入了内部恐慌状态。期间,南韩中央情报部部长则决定暗杀了朴正熙。
然而独裁者的突然死亡并没有导致独裁政权的崩溃。相反,大将全斗焕(전두환)则上台成为新的独裁者。他发布了戒严令,动员军队以镇压抗议活动,并逮捕了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但学生和群众却依旧继续在多个城市与独裁政权进行着斗争,其中就包括全罗南道的光州。而全罗南道在朝鲜半岛的过去历史内具有悠久的斗争传统。
反动的鞭笞
马克思在以前便说过,革命往往是由反动的鞭笞所推动的。对于光州的群众来说,情况也当然如此。5月18日,军政府将第7空降旅的第33和第35营部署到了光州的朝鲜大学和全南大学——该地区的两个学生抗议的温床。这些身经百战的伞兵以无情的暴力迎接了学生。刺刀上膛的士兵们对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学生使用了棍棒和催泪瓦斯。
面对着压倒性的暴力,学生们逃离了校园,并重新集结在城市内继续抗议,同时对外传播着军队暴行的消息。随着同情的群众加入进学生的游行队伍,士兵们则以更大的报复性暴力追赶着他们。就连路人也遭到了狂暴伞兵的恶毒袭击。
被记录在案的第一个在军队手中丧生的受害者是金敬喆(김경철),他不过是在与朋友共进午餐后回去上班的耳聋鞋匠。这个倒霉的年轻工人在街上撞见了伞兵。几个小时后,他便因颅骨、左眼窝、右臂、背部和左腿被打碎而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伤重不治。
在整个城市中所发生的类似的暴行的消息不但没有激起恐惧,反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和勇敢的战斗意愿。与政权所希望的结果相反,光州的抗议活动反而因市民的愤怒而扩大了。许多工人积极地向学生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避难处,同时也用基本的武器武装起了自己。
而军方则以加倍的恶行作为回应。5月19日,政权宣布封锁光州,并派出第11空降旅协助镇压。士兵不仅被允许向抗议者开枪,而且还被允许做出其他难以置信的暴行,以在民众中制造恐惧。在士兵们最初试图镇压日益激烈的斗争中,他们持枪强奸和折磨了街头上或是已被拘留的女性,而这是南韩政府在38年后才承认的事实。
但是群众并没有被这种野兽般的攻击所吓倒。相反,工人阶级挺身直面了士兵们。出租车和公车司机们勇敢地冲撞警察街垒。许多工人也开始运用他们的绝对数量优势来直接面对士兵。而其他人则组织起来将受伤的示威者带往安全处。同时光州群众也注意到了,媒体要么是在淡化当地局势,要么就是在向全国其他地区误报情况,因此他们愤怒地烧毁了当地的文化广播公司(MBC)电台。
随着出租车和公车司机们大无畏地向军队和警察阵地的进发,群众规模开始增加,同时也随着新的工人阶层的加入斗争而变得更加强大。尽管拥有着强大的火力,但士兵们还是被迫撤退到了政府大楼内部。到5月21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街头,与将自己驻扎在省政府大楼和其他几个地点的军队对峙。
工人民兵和工人力量
经过最初的成功反击,群众士气大增,并决心将士兵赶出光州。然而,士兵们的阵地戒备森严,且还拥有着直升机和装甲车。而群众所使用的简易武器和民用车辆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工人们明白了武装自己的必要性。
一些光州的工人战士们前往了附近的矿业城镇,从矿工那里获取了炸药,并呼吁矿工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则搜罗了光州和附近县的警察局,以获取枪支和弹药。工人们迅速将自己组织成民兵部队,并取名为“Simin-gun(시민군)”或者说是“市民军” 。
从广泛的各种行业中所组成的工人民兵,据《光州日记》的目击者记述,“包括了从建筑工地、小作坊和擦鞋行业来的人;还有捡破烂的、街头小贩、服务员和打杂的工人们。此外,身着后备军军装的中年人们也加入了群众的行列,为死去的亲友们报仇。”
后备军人的参与尤其关键。他们的军事训练意味着他们可以为基本上即兴发挥和缺乏经验的工人民兵组织带来组织化的训练,其被编成了清晰的战斗细胞。此外,他们还为任何愿意加入战斗的人都进行了军火训练。
在这些后备军干部的带领下,工人民兵成功地将伞兵们赶出了坚固的阵地,使他们不得不仓促地逃离光州。
尽管许多人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但这场胜利却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促使工人阶级将城市控制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双重政权与来自内部的反动
除了与军队的军事交战之外,光州的无产阶级也开始即兴发展自己的阶级权力机构,以维持社会的运转。早在5月21日,乐天糕点(Lotte Pastry)和可口可乐工厂的工人就负责了向群众分发面包和饮料的责任。而食物分配网络则是由小商贩和家庭主妇自发组织起来的。
随着新的阶级秩序在光州的出现,便有了这样欣欣向荣的场景:
“戴着面具的民兵开着车跑遍了全城,把枪对着窗外,边唱歌和边高呼。他们的车上写着血字:‘结束戒严!’和‘打倒全斗焕!’他们就像是凯旋归来的士兵。战士们走到哪里都收到了欢呼,他们从家庭主妇那里得到了食物和湿毛巾,从药剂师那里得到了滋补饮料,从小商店老板那里得到了香烟。他们回答群众的各种问题并讲述着战斗中的故事。尽管后来有人将民兵及其盟友们描述为醉酒的暴徒,但其实并没有人喝酒。”
“黎明时分,郊区的民兵小组在与伞兵进行了通宵战斗后返回了城市。他们听说了政府撤军的消息,并且正准备着迎接戒严部队的迫在眉睫的入侵。这些小组还必须对城市进行监管,并在光州公园前重新组织起来。几个年轻人在被征用的车辆上涂上了数字,开始指派司机。小型汽车用于传递信息;而更大的车辆则被用于人和物资的运输;吉普车用于侦察和巡逻;以及还有战斗内获取的军用卡车。而已登记的司机则被告知要鼓励其他的战士也要登记一下他们的车辆。” (摘自《光州日记》)
一个以无产阶级权力为基础的新权威正在兴起。然而与此同时,混乱和反动的一个重要来源却并不是来自于政权,而是来自其城市内部。
虽然权力在实际上是掌握在了工人的手中,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与工人力量平行的还有光州先前便存在的统治阶级分子,而他们现在并没有军队或警察部队作为靠山。这些人表面上反对着军队的镇压(他们怎么能不反对呢?),但他们的全部活动却都致力于扯工人阶级的后腿。而也正是由于工人并没有果断宣布夺权,全罗南道的副省长丁时采(정시채)才得以召集全市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了一个“市民处理委员会”。
这个机构的构成丝毫不能代表群众。相反,它是由“杰出公民”组成的:十五名神职人员、天主教神父、律师、政府官员以及大商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谈判向政府投降,让工人们以为这是改变社会的唯一途径。
虽然处委会在工人群众之间并没有强大的威信,但当时却也没有一个革命政党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以扫除处委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努力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反叛并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没有这种观点,又被处委会的第五纵队不断地挖墙脚,起义便只能被限制在了军方所建立的封锁范围内,并逐渐失去氧气。
光州的沦陷与美帝国主义的角色
与处委会所告诉工人们的安慰性的信息相反,军方并无意和平结束战斗。反之,全斗焕政权正忙于获得美国的支持,来使光州鲜血涂地。而全斗焕最终得到了他所寻求的批准,5月27日,政府军步兵和机械化步兵的5个师团——总计20,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逆袭光州,镇压了起义。武装直升机则被动用来向群众直接开火。
反革命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不同时期的官方数据都仅将死亡人数计算为数百人。但许多消息来源都表明,真正的伤亡数字可能是数千人。而镇压的残暴则给光州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且仍能感受至今。
美帝国主义完全是这场反革命血腥屠杀的同谋。美军和使馆都清楚光州起义的社会影响,并依旧给予全斗焕政权支持,尽管其一直逃避着官方责任。
但是没有美国的同谋,这样的大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在韩美联合司令部的指挥结构下,任何大规模军队部署,尤其是像全斗焕所使用的那种动员规模,都必须得到当时是约翰·威克曼将军(John A. Wickman)所作为美国指挥官的明确批准。
此外,据获得当时美国官员与南韩政权通信记录的资深美国记者蒂姆·肖罗克(Tim Shorrock)称,早在光州起义之前,全斗焕就已经在与美国讨论对南韩各地的抗议活动进行军事镇压了。而随着光州斗争的全面展开,美国驻南韩大使威廉·格莱斯汀(William H. Gleysteen)则一度恐慌地要求镇压光州:
“5月23日,在白宫会议几小时后,格莱斯汀先生致电代理首相朴正熙,传达了美国的立场。而在讨论中,格莱斯汀先生则回复说:‘我想说,5月17日的政策决定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然而,这两位官员则‘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坚决的防暴措施,但随之而来的政治镇压却是政治上的错误,并且其显然助长了光州秩序的严重崩溃。’”
“格莱斯汀先生还指出,美国‘正在尽我们所能为恢复秩序做出贡献’,并还引用了前一天在华盛顿发表的官方声明及‘当被要求将联军 [交给]南韩指挥部在光州使用时,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组文件中,肖罗克发现,与南韩军政府所兜售的对外宣传相反,美国实际上完全理解北朝鲜与光州起义完全无关:
“国防情报局(DIA)于1980年6月5日的一份报告,以及根据南韩军方内部未具名的消息来源,都令人吃惊地声称道,在5月27日起义被镇压后,光州地区约有2,000人‘获得了武器并发动野战’。虽然叛乱行动中的参与者向我方观察者否认在光州附近的被韩军严密巡逻的山区内任何此类活动,且自豪地表示‘(有人)进入山区并不是共产党的启发’,而‘叛军……是全罗南道人民的真正代表。’”
“此外,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公开嘲笑了全斗焕声称北朝鲜干预的说法。这可以从国防情报局的一份秘密电报(日期为1980年6月2日)中看出,该电报称南韩国防部的一份官方报告中说明,一名北朝鲜特工在光州‘煽动示威者’后在首尔被捕。对此,美国国防情报局将南韩军方关于‘共产党渗透’的说辞归结为‘数据是片面的,有些被扭曲过的’。而美方分析师则有点讽刺地补充说:‘南韩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为了对抗)这些匪谍煽动(原文如此)......军政府是为了顺从民意才扩大戒严的。’”
简而言之,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将对光州的镇压看待为同北朝鲜政权的军事冲突,而是针对南韩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的社会战争。他们害怕真正的民主工人力量会在南韩兴起和传播,并在东亚重新掀起革命浪潮。
对革命蔓延的恐惧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朝鲜、中国和苏联的官僚政权对镇压光州工人表现出了完全的被动态度。对于光州群众所遭到的残酷镇压,这些政府仅仅做出了纯粹象征性的口头谴责。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政权,那么他们就会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来支援光州起义者,并帮助南韩工人赶走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但事实上则是,它们都是由官僚专政统治的畸形工人国家,他们对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恐惧远胜于害怕帝国主义的力量。帮助光州工人权力的发展会违背他们作为寄生官僚机构的利益,甚至还有可能会鼓励本国工人效仿。
保护工人抗争遗产
尽管光州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最终以惨败告终,但在南韩其他地方的反独裁斗争却持续得有起有落。到1990年代,大规模罢工和抗议再次出现。然而,这些反独裁运动的领导权却落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手中,他们构成了今天南韩民主党的基础。
这些人没有推翻资本主义或让工人阶级掌权的意图。相反,他们将群众斗争的能量导向合法渠道,并在美国的默许下推进了渐进式的变革。结果就是当今在南韩的有限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不仅保留了美帝国主义的驻军,且前独裁政权的许多要素也同样被保留了下来。
而那些与过去的独裁者有直接联系的人,则在财阀寡头的支持下,构成了南韩现代右翼保守阵营的基础。他们甚至能够通过选举赢得几届总统大选,其中就包括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以及今年就任的尹锡悦。
而光州以及无数南韩阶级战士的屠夫全斗焕则毕生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民主化”后的制度,仍然让他像这样的人占据高位,且安享晚年。这名终其一生都在剥夺年轻生命的杀人魔,居然得以以90岁高龄安逸离世。
尽管独裁统治已经消失,但同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和残害南韩工人的统治阶级却依旧存在。因此,南韩无产阶级的任务还仍然没有完成,他们与世界工人一起争取解放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然而,光州起义已经在这段历史上确立了不可抹去的地位。它毅然地展示了工人阶级掌握在手中的潜在力量。
因此,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阶级战士都有责任保存光州的记忆,让各地的工人都能从中汲取灵感和启发,直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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