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第20届德国联邦选举的结果显示，德国两极分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公众舆论从未如此动荡，选民从未如此犹豫不决，议会也从未如此四分五裂。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在这次选举中却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替代方案。（按：原文发表于2021年9月30日，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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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举中，最大的输家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派，即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及他们的总理候选人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基民盟在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它最终只获得了18.9%的选票。基社盟的得票率为5.2%，只是刚刚超过了5%的门槛。基民盟和基社盟总共获得了24.1%的选票，下降了8.9个百分点。
与上一次大选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得票率增加了5.2%，但这依然是其在联邦选举中倒数第三的成绩。社民党现在能够在四个立法期后再次提名一位总理。自由派的绿党也取得了强劲的收益，尽管他们没能接近民意调查中28%的短暂高峰。他们获得了14.8%（+5.8%）的选票，成为了第三大强势力量。同属自由派的自由民主党（FDP）也以11.5%的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略占优势。
除基民盟外，种族主义党派“德国的选择”（AfD）和左翼党（DIE LINKE）的选票流失尤为严重。选择党的得票率为10.3%（-2.3%），但还能够保持其选民基础的稳定。左翼党的得票率则为4.9%，未能达到5%的目标。与上次大选相比，它的得票数几乎减半了。只是由于赢得了三次直接授权，它才得以作为一个议会团体重新进入联邦议会（Bundestag）。
8.7%的人投票给了没有进入联邦议院的其他政党。选民投票率为76.6%，与上次选举相同。近1500万合格选民没有投票。因此，不投票者就是最大的“政党”。此外，有950万名达到投票年龄的外国公民或德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士没有被允许投票。
社民党的险胜
这次选举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非政治化。然而，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少，例如气候变化，特别是在经历了7月灾难性的洪水、Covid-19全球疫情、经济危机等等事件之后。但焦点却集中在了各党派之间的政治人物声望竞争上，因为没有一个党派能给民众提供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的方案彼此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别。因此，各政党总理候选人的个人支持率对其政党的表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选举似乎将会是基民盟/基社盟和绿党之间的决战，但选民对媒体关于这两个政党的喋喋不休感到厌倦。然而，社民党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其支持基础的强大，也不意味着它的危机正在减轻。//图片来源：Steffen Prößdorf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选举似乎会演变成绿党和基民盟/基社盟之间的竞赛，资本的各个派别也都在支持这些政党。一场争夺第一名的肮脏的媒体大战随之而来。例如，整个媒体都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候选人简历中的错误；绿党头号候选人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的一本书；以及拉舍特在7月洪灾之后、在社民党的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发表演讲时被发现在台后窃笑。然而，资产阶级战略家显然高估了对绿党和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的稳定程度。在这场媒体宣传战中，民众对各党派和政治家普遍感到不满和不信任，多年来的虚假承诺更是火上浇油。拉舍特和贝尔博克最终都在这场媒体的舌战中引火自焚。
与此同时，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肖尔茨的声望也得到了提高，从而加强了社民党的实力。仅因为他不是另两位候选人之一，他就得到了优势，而且在基民盟掌权的四个立法期后，人们普遍希望防止基民盟领导的政府再次出现。肖尔茨是相对不太邪恶、获胜机会最大的人。
然而，社民党在选举中的上升势头并不意味着它几十年来所陷入的危机的逆转。肖尔茨之所以获胜，并不是因为社民党的方案。社民党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员增长，也没有像马丁·舒尔茨（社民党）2017年在社会问题占据中心舞台时竞选的那种热情。社民党只能在其持续的危机中享受短暂的喘息机会。
谁会分得最大的一杯羹？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政府组建阶段。两个自由派政党，即绿党和自民党，在2017年的分歧使他们无法在政府中分一杯羹后，希望进行“预谈判”。两党现在正在为部长职位的谈判制定其核心立场。肖尔茨寄希望于一个“红绿灯联盟”（取自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政党色彩）。作为选举的赢家，社民党在形式上享有占据总理职位的权利。但理论上也不能排除绿党和自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的联合。因此，绿党和自民党在谈判中拥有强势地位。
就基民盟/基社盟而言，它并不排除自己领导政府的可能性。它正在试探所谓的“牙买加联盟”（CDU/CSU-FDP-Greens）。事实上，一个由基民盟领导的政府是非常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在下一个立法期内，它引入了不受欢迎的举措，那么这将使基民盟/基社盟陷入更深的危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最好是给该党一些时间，恢复其作为“反对派”的实力。
谈判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所谓的“红绿灯联盟”，其中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共享权力。这个联盟将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政府，适合德国的统治阶级——他们需要一个让民众抱有一定幻想的政府。// 图片来源：合理使用
此外，一个“牙买加联盟”并不会成功地给人留下社会进步的印象。它将使有关各方和资产阶级更难获得他们采取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措施所需的社会支持。这样的联盟从第一天起就会非常不受欢迎，也不值得工人和青年的信赖。
很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一个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联盟”领导的新政府。对公众来说，它将把自己推销为一个“社会-环境-自由主义”集团，旨在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这个政府将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就像2000年代初的红绿政府那样。
然而，首先，这个联盟更容易保持人们对它的一种幻想，即它将是一个能够提供气候保护、社会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政府。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其抱有幻想的政府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如纺织公司Trigema的负责人沃尔夫冈·格鲁普（Wolfgang Grupp），希望让社民党牵头，并认定它将“负责任地”执政，即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最直接代表资本利益的政党，自民党的加入尤其说明，工人阶级生活推荐的实质性改善必然将被排除在这样一个“红绿灯联盟”的方案之外。
所有政党内部的危机
几个月前，在拉舍特（基民盟）和索德（Söder，基社盟）之间为争夺总理候选人资格的权力斗争中，基民盟/基社盟中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高潮。现在，这番冲突正在再次加速。各种传言正在浮出水面。例如，有人认为索德应该领导联盟谈判并争取成为总理。萨克森州（Saxony）的总理克雷奇默（Kretschmer，基民盟）再次表示反对基民盟对政府的任何要求。与此同时，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基民盟）也暗示了在党内进行人事更新的想法。拉舍特作为基民盟的联邦领导人能坚持多久？潜在的权力斗争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爆发，将取决于这些联盟谈判会拖多长时间，也取决于设计基民盟的联盟首先能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无论如何，基民盟的危机正在加深。
“德国的选择”已经能够在整体上巩固自己，并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认可该党充满蛊惑性的种族主义倾向的选民。在图林根州（Thuringia）、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xony-Anhalt），它总共赢得了16个直接授权。但“德国的选择”也遭受了损失，这加剧了其不同分支之间的冲突。在该党的发展方向上的冲突将继续下去，并将削弱该党的实力。约尔格·默尔腾（Jörg Meuthen）已经在与顶级候选人二人组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和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该党的路线表示了批评。此外，“德国的选择”的结果表明，除了蛊惑人心和种族主义以外，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因此目前无法取得与奥地利自由党（FPÖ）或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水平相当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自民党和绿党能够在年轻人和新选民中获胜。对于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来说，气候危机是一个关键的选举问题。许多人仍然对绿党抱有希望和幻想，但绿党将无法用他们的方案来阻止气候危机。另一方面，自民党以“自由化”、“数字化”和“创新”为重点，能够在许多年轻人和新选民的心目中获得加分。Covid-19的大流行暴露了一些仅在学校和大学中存在的问题。自民党将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它依赖于对富人的税收减免，同时又主张减少国家债务。它不会为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必要投资规模做出贡献。年轻人对这两个政党的幻想不会持续太久。随着这些幻想的破灭，这些政党在选举中的成功也将随之粉碎。
政治中间派得到加强？
议会甚至变得比上次选举后更加分散了。如果我们看一下政党之间的选民迁移，就会发现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社会基础正在减少。社民党的很大一部分选票都来自于从其他政党转来的选民。另一方面，基民盟/基社盟仍然拥有较大的核心选民份额，而这个份额却大量流失到了其他政党。两党的选民也都在老龄化，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基础。
直到199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都能获得80%以上的选票。联盟主要是由一个或另一个政党与自民党之间组成的。直到1998年的联邦选举，社民党和绿党之间才形成了联盟。2000年代中，所谓政治“中间派”的分化过程开始在德国切实进行起来了。
越来越多的选民迁移表明，社会正在变得政治化，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不再是那些寻找社会问题答案的人的唯一参考点。目前正在取得进展的政党——绿党和自民党——不会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答案，因此它们在建立强大的社会基础方面将遇到巨大的问题。
所谓的“边缘”可能在这次选举中失利，但中间派却没有得到加强。右翼的“德国的选择”和左翼的左翼党都无法证明它们自己是现状的替代者。然而，中间派确实正在瓦解。社民党和基民盟/基社盟正在衰退，而自民党和绿党也只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过程中的中间站而已。
情势为何会如此发展？
政治制度危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的普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这场危机始于1970年代，并一直在慢慢向前演进。自1970年代以来，德国的失业率开始增长，2005年达到了11%，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失业率。与此同时，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德国的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机器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了遏制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增加他们的利润，制定了裁员政策。
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所谓的“2010议程”和21世纪初的其他反向改革举措，这些反向改革是当时由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社民党）领导的红绿政府所推动的。这些举措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最重要的是，这些举措加剧了剥削。
因此，工资较低的部门有所增长，自2011年以来影响了24%的有保险的雇员。非典型的就业增加了。超过800万工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另有700万人是边缘性就业。临时工、伪自雇、零时合同和固定期限就业都有了巨大的增长。在35岁以下的雇员中，超过60%的人是以固定期限的方式就业的。
这种非典型就业的扩大降低了失业率——2019年有4500万的就业记录——但同时，工资份额与2000年的水平持平。这意味着，尽管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但2019年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并不比千禧年之初更高。剥削现象也在急剧增加。
其后果便是不平等的加剧。在德国，以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水平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19.3%，且根据政府的第六次贫穷与财富报告，该系数已经达到了0.81。因此，德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虽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产越来越多，但他们拥有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由于剥削的增加，资本家阶级则越来越富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这种阶级分化，是现在终于落在了德国头上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基础。阶级分化也导致了政治分化，因为人们开始质疑现有的秩序，并开始寻找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默克尔时代的结束
自2000年代以来，发生了许多危机，尽管从2000年默克尔（Merkel）登上总理宝座开始的默克尔时代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时期。最大的危机是金融危机、欧元危机、难民危机和Covid-19疫情。她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是因为她非常灵活地根据情况调整了她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是为了适应资本家的利益和需求。
默克尔时代尽管被视为德国的稳定时期，但实际上它也受到了一些危机的冲击。然而，默克尔以灵活的方式处理了这些危机——例如，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中，她从反对“多元文化”的仇外立场转向了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图片来源：Raimond Spekking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政府特别热衷于拿希腊做例子，以巩固德国的政治主导地位，并保持欧盟的团结。在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突然采用了人文主义的语气，并公开表示支持救援一些难民。这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对难民感到团结，但资本家也认为难民的涌入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在相对上升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压低工资标准。直到这时，默克尔采取的立场还都是“多元文化社会已经失败”，认为穆斯林不愿意融入，并强制移民融入“德国文化”。在难民危机暂时得到解决后，她又重新开始奉行排外政策。
随着国际政治的重大动荡近在咫尺：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冲突；工业数字化的竞争；欧盟紧张局势的加剧；气候危机，以及大流行病政策的经济后果，即将成立的联邦政府将发现自己可以依靠的稳定支柱少得多了。这将摧毁一切存在于其中的幻想，而将给群众留下一种痛苦的感觉，即所有政党都是同样糟糕的。这只会加剧所有政党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危机。
只要不与资本主义决裂，事件的走向就会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对工人阶级和青年人的攻击将会增加。即将离任的政府在大流行期间推行的政策只是加强了这种发展态势。中央银行和政府分发的大部分钱都给了大公司，以挽救它们的利润。迄今为止，这些措施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9%。工人阶级在某个时候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更不用说气候危机的代价了。
工会的危机
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但劳工运动的群众组织对此并不感兴趣。大型工会的领导层——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协助着管理危机。德国近年几乎没有任何罢工活动。裁员、关闭工厂、逃避集体谈判以及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其他攻击也都没有受到抵抗。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工会的这种弱点变得格外明显。工会领导层几乎没有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批评，也没有提出任何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有可能克服工人之间分歧的替代方案。在选举活动中，他们没有宣布效忠于任何政党，也没有解释他们将如何实施对下届政府的要求。
因此，德国工会联合会下属的工会对这个选举结果也负担有一定责任。由于没有工会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领导，社会的两极分化主要是沿着所谓“中间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展开的。
德国左翼党的惨败
左翼党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因此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左翼党的联合主席苏珊·亨尼格-维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评论说，该党的结果是其过去的错误造成的。我们当然可以同意这一评价。亨尼格-维尔索女士成为党领导本身就是该党错误的表现。在她的执掌下，左翼党的阶级合作进程明显加快了。
左翼党的失败是其在劳工运动，特别是工会中的根基严重削弱的结果。与此相伴的是，该党一直在与社民党和绿党眉来眼去，并且随之发生了党纲的右移。这一点在两位顶级候选人迪特玛·巴奇（Dietmar Bartsch）和亚宁·维斯勒（Janine Wissler）的“直接方案”中得到了尤为清晰的说明。该方案提前清除了左翼党的一切特征，希望能成为红-红-绿联盟（社民党-左翼党-绿党）的一份子。该党在这次竞选过程中放弃了一切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这是左翼党注定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的问题是：在基层将如何讨论和评价这次选举的失败？左翼党的危机将在这次选举失败后出现，且目前还没有反对派能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该党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活跃的，而且缺乏前景。在党的领导层和组织架构中，存在着五花八门的改良主义流派——他们都要对选举结果和党的总体轨迹负责。一个左翼政党如果不把自己作为一个严肃的、激进的选项，却在纲领上与更大的社会民主党保持一致，那他们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也必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社会主义方案——一个面向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坚定方向，以及在工作场所、工会和街区建立真正的结构。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支持社会改善、反对资本和政府的紧缩政策和攻击的政党，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真正代表替代方案的政党。它将被视为一个足以替代现状的选项，并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对其纲领的支持。
未来的阶级斗争
最重要的斗争之一是成功的“征用德意志房屋公司”（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公投，其中由居民投票决定征用柏林私人房地产公司的财产。这次公投由一个基层运动建立了两年多，获得了56%的赞成票和38%的反对票。这是柏林公众情绪的一次突破性表达。但它也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情绪。大多数人对工人阶级在私有财产上的立场持开放态度，并赞成征用地主和房产大亨的财产。
Covid-19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后果都要求工人阶级采取革命性的解决方案。超过40%的人口希望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害怕气候变化，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大多数人认为德国的财富分配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绪的基础上，必须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替代方案。只有社会主义方案才能解决劳动人民和青年所面临的问题、
下一届政府将是一个危机政府。它的任务是争取让德国大多数人接受某种“危机时期政纲”，而这个政纲将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各个政党已经不受欢迎，或者在人民中几乎没有信任度了。这将导致抗议的爆发，以及对政府、资产阶级政党和整个政治体制的破坏。
因此，下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将会加剧，许多人将得出反对资本主义的结论。我们邀请所有理解了阶级斗争替代方案的必要性的人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建立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我们正在劳工运动和青年中建立起一股强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潮流，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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