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本恩格斯写于1876年，但直到20年后才出版的小册子，包含了对人类发展理论的许多精辟见解。在化石等证据非常稀少的背景下，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回应这个问题，并因此比同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更早地对人类发展作出了一致且连贯的解释；他的解释至今仍是一切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的主要支点。（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0年6月15日。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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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代科学证据和理论来考察恩格斯的著作，我们也许可以驳斥其中的这个或那个次要细节，但我们也会发现，从大体上讲，他的论点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这本小册子仍然是辩证法的代表作。是什么具体的问题和疑问促使恩格斯写出了这样一篇文章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的途径虽然不同，但他们都得出了同一种哲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归根结底都要牢牢地建立在物质过程的基础上，而不是被归结于精神或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原因。同时，他们认为社会和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辨证变化过程中，即通过矛盾变化，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状态，有生有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他们的哲学方法特别应用于了社会和政治发展，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般运动规律公之于众，但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却不厌其烦地说明，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力量和矛盾而产生的一样，它也将被自身所承载的矛盾所推翻，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强调，必然地导致了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他们试图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适用于早期社会，就像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一样。他们甚至还把网撒得更广，试着用当代科学研究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普遍世界观的广泛有效性和适用性。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所解释的那样：
“……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笔记，都被后者用在了100年前出版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本人关于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笔记和文章，在他去世近30年后的1924年才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中。
因此，恩格斯对人类学和人类起源的兴趣能够通过一座天然的桥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问题的思想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赞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胜利，因为它为人类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提供了科学基础。达尔文之后，人类物种的起源牢牢扎根于自然物质科学，而不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
然而，达尔文强调的是动物界与智人之间的物质连续性，而恩格斯则强调由于来自动物界的物质过程而产生的差异性；无论如何，人类都是独特的，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没有离开唯物主义的坚实高地，他们试图解释猿类的量变进化如何产生了一个在质上不同的物种，一个独特的、有思想的社会性动物。恩格斯解释说，人是唯一进行劳动的动物——与自然界进行有意识地互动，有目的地改变世界，使之对人有利，而这个过程也同时改变着人。
恩格斯关于劳动所起的作用的文章，其中心目的是表明，人类的劳动和社会组织与其说是人类手和大脑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发展的原因，而手脑的发展正是最常用来刻画人类的特征。恩格斯阐释道：“劳动是一切人类存在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其程度之深使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恩格斯同时代的人都是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把人类的发展看成是由观念和思想推动的过程，而恩格斯这项观点的提出则与他们直接对立。恩格斯解释说：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关于人类起源的理想主义观念在科学界表现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理论，即人类在手的发展和双足行走（直立行走）之前就发展出了一个较大的大脑。在社会奇迹的催眠下，恩格斯时代的科学家们（实际上还有后来的科学家们）把劳动之手更朴素的产物推到了幕后。恩格斯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具体的科学证据，而只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证明了关于人类发展的通俗科学理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小册子解释说，在早期人类中，直立的姿势和双足行走使得双手得以被空闲出来，以操纵和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让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使手既是劳动的“器官”，又是劳动的“产品”。人与自然界有意识的相互作用——同时改变着这两者——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和其他动物与自然界完全被动的相互作用截然相反。人是唯一从事劳动的动物。
“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引自《自然辩证法》，导言）
但是，恩格斯解释说，工具的使用与制造也增加了合作和社会性劳动的有用性和目的性。工具生产和社会劳动都引发了语言和言语的问题。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当然，大脑的进一步发展将与劳动过程和社会交往相互作用，发展出更强的语言、思考、判断和抽象思维能力。这些互动过程的累积效应导致了人类的进化。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
知识、技能和专长的社会积累将意味着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代代相传——文化进化便由此开始。
如果我们根据现代的发现重新审视恩格斯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完全适用。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无疑会沉浸在累积下的大量细节、事实和知识中，而当他以惯常的细致方式研究过这些之后，他还是会以基本相同的观点重写《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人类物种起源的大量物证来自古生物学——对化石和石器的收集。最早的石器有250万至300万年的历史。这些类人猿（与人相似）的人工制品包括用于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它们使得类人猿与现在的猿类有了明显的区别。猿类虽然能制造并适用软材质的工具（树枝和树叶），但从未用它们来制造其他工具。
类人猿的工具往往与制造或使用它们的特定地点有关。这些工具在一开始还相对简单，但在1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密了。简单的奥杜万（Oldowan）石器文化以发现这些器具的坦桑尼亚奥杜瓦伊（Olduvai）峡谷命名，在150万年至250万年前转型成了更精致的阿舍利（Acheulian）石器文化。石制工具当然保存了下来，但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由骨、木或皮制成的工具并不能留存下来。一般认为，这些工具是在石材加工获得进步之前制造并使用的，因为石材更难成型，也更难适应特定的用途。
即使是极其简单的工具，也会是长期试验、经验、观察、思考和回忆的产物。最简单的工具，比如用来挖树根的削尖木棍，或者用来搬运食物的皮袋，都几乎能代表人类发展的一次革命——它们会给任何一个早期智人物种带来巨大的生存优势，然而这些软性器物都不会被保存下来。因此，早在250万年前的奥杜万时期文化之前，早期的类人猿就很可能在使用工具了，尽管用的是易腐烂的材料。
这种情况与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森（Donald Johanson）最近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地区发现的化石相吻合。特别是那具绰号为露西（Lucy）的女性骨架，属于他所描述的南方古猿这一物种（距今约350万至375万年）。这揭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事实：
1. 露西和她的表兄妹都是完全的双足动物，他们是直立行走的。他们的臀部、大腿和膝盖骨的构造表明，他们保持直立步态的能力不亚于现代人。
2. 他们的手上的拇指可以完全与其他手指相对，能够有力地抓握，并且能够很好地完成各种操作。这样的手和人类非常相似，能够制作并使用工具，但还不是一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的手。
3. 颅容量是衡量物种大脑大小的标准，而他们的颅容量只比同等体重的同类猿类稍大一点。黑猩猩的颅容量是300至400毫升，而南方古猿标本的颅容量则在380至450毫升之间。（智人的平均颅容量为1400毫升。）
因此，这些化石遗迹表明，他们属于一种大脑较小但能直立行走的类人猿，明显已经具备操作能力。另一位古生物学家玛丽·利基（Mary Leakey）也对这些发现进行了补充：她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莱托利（Laetoli）发现了两组在灰烬中化成的清晰脚印。这些脚印距今350万至375万年，研究发现它们无疑是由一个类人猿留下的。再一次用玛丽·利基的话说，那是“一个完全直立的、双足的、能自由行走的物种”。
约翰森和利基都认为，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和坦桑尼亚莱托利的发现是相关的，前者甚至认为认为它们是同一物种的遗迹。这些发现确实表明，高度发达的操纵技能、对工具的使用，以及完全直立的步态，显然是在人类大脑发展完全之前就产生了的。
与石器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这些化石，而是一种较晚的、不同种类的化石联系在一起（尽管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那是同一物种的较晚期发展），即“能人”。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颅容量稍稍更大一些，且具有其他更多的人类特征。这些发现似乎印证了现代人类学家不断深化的一项认识，即工具的使用和直立行走其实是人类大脑发展的前奏。在发现这些证据的十年前，美国人类学家纳皮尔（Napier）曾写道：
“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一重要的文化进化阶段（即使用并制造工具）在人类生物进化的更早阶段就开始了。它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启动这一阶段的类人猿远不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先进，他们的手也远不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专业化。”
毫无疑问，350万年前得露西有着足够的操作技能，可以用木头或皮肤等材料制造并利用器具——这些材料并没有和她自己的骨骼一同被保存下来。而且，她的直立步态与现代人类一样发达，因此她可以充分自由地用手制作、使用并携带器具或食物。事实上，除了她是一个经常和习惯使用工具的人之外，我们对露西的手的形状没有其他任何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
而对于现代猿类来说，工具的使用是随意的，不会以任何方式代代相传；而如果一个物种开始学习社会性组织，包括言语的交流，那么他们对工具使用的专业知识会是一代代累积起来的。露西的手已经可以说明其灵巧性在质量上超过了现代猿人，但她并没有一个比现代猿人大得多的大脑。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连续而有规律地制造并使用工具将趋向于导致人类特征的产生，特别是手和脑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后来的类人猿物种中，事实似乎正是如此。因此，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手既是劳动的器官，也是劳动的产物。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
大脑得到了发展的类人猿露西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但通过进行劳动，她也因此得以把灵长类动物的发展推上了人类手和脑的完善之路。关于露西所属的物种与人类血统的确切关系还存在着科学争议，但这并不能改变双足行走和手的发育先于大脑的显著发展这一基本事实。
正如玛丽的儿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所解释的那样：
“正如来自非洲的化石所说明的那样，类人猿的体型与猿类相似。据推测，类人猿的生活方式与其猿类亲属截然不同，因为他们也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但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这似乎都并没有要求大脑的明显增大。能人的颅容量接近800毫升，而直到200万年前才出现了他们存在的确切证据。”
“这种生物的大脑几乎是露西的两倍，但他们的身形却并不比她大许多。类人猿发展的下一步，即直立人，又显示出了更显著的大脑发展，其颅容量达到了1000毫升。”
如今，现代古人类学家几乎普遍重复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发展的社会性的强调。社会行为的具体证据并不存在，也不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我们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其真实性。例如，石器并不是随机被发现的，而是经常在特定的遗址中出现，且其功能似乎各不相同。在肯尼亚的库比—弗拉（Koobi-Fora）有一处200万年前的遗址，与河马骨骼有关，而从在那里发现的石块和石片可以看出，工具一定就是在那里被制作并使用的。但制作这些工具的材料（锤石和小石子）并不来自当地，而必然是从大约3、4公里远的地方被运到那里的。除了这个“屠宰场”遗址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明显具有不同特殊功能的遗址——有的是生活场所，还有的遗址纯粹被用来准备其他地方使用的工具。如前所述，除了这些存留下来的工具之外，在更早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很可能还有一些工具是用未能存留的材料制成的。
即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证据，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表明，那时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石头的收集、挑选、准备、运输、使用和留存都是没有社会劳动就无法想象的操作。没有一个现代猿类会收集并运输食物到其他地方去吃，而且它们虽然偶尔会去狩猎，但没有一类猿是能够长期坚持狩猎的。
在收集、搬运及储存食物的过程中，早期的类人猿已经有了质的进化。但所有这些操作都表明，分享、合作与分工是存在的，因此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着成熟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
除非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大量积累的经验与实践怎么可能代代相传下来呢？合作行为甚至可以从类人猿的解剖学发展中找到提示。露西自己的臀部显然没有发育到足以生出脑容量较大的婴儿。然而，随着大脑的大小在物种间不断增大，婴儿大脑的大小就会给生育带来难题。进化发展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即将某些方面的成长推迟到了出生以后。恒河猴出生时的大脑是其最终大小的65%，黑猩猩则是40%，而人类婴儿的大脑只有成熟形态的23%。因此，与最接近的猿类亲戚相比，人类的孩子必须有一个更加漫长的童年，而如果没有某种社会机制为其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关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只有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和漫长的童年期，才能使儿童有时间吸收其将要继承的劳动传统。
一般说来，在进化过程中，某一特定的物理属性（颜色、大小、形状等）的发展可以给某一物种或生物株带来选择优势；因此，这一属性很可能代代相传。但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的使用和社会行为本身也可以成为适应性的，通过向年轻人传授这些文化技能而从一代人带入到下一代之中。
不断地在社会中使用工具——即如恩格斯所说的劳动——越来越成为类人猿生活方式的一个赖以生存的必要部分。但是，与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所有其他物种相比，或者与可能粗糙而不成熟地拥有同样劳动能力的物种相比，类人猿的劳动能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选择优势。生物进化——通过基因而发生的变化——并没有被消除，但文化进化——一代又一代对技能、知识、专长和语言的大量积累——却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关于人类发展的具体环境条件，现代人提出了许多种理论。最普遍的观点是，人类是在400万或500万年前开始在半开阔的热带草原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大森林正在萎缩，特别是在现在的东非地区。这种环境压力——从森林中走出来，到更开阔的环境中去——也可以对应上恩格斯所说的“从猿到人的决定性步骤”，即直立姿态的发展。
然而，即使在这一总体框架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与狩猎肉类相比，采集蔬菜食品相对更重要一些。对现代狩猎—采集社群的研究表明，就没人花在每项活动上的时间而言，用于采集食物的热量比狩猎的效率要高出近70%。此外，虽然像狒狒和黑猩猩这样的现代类人猿有时也会狩猎，但它们的肉类食用量只占其饮食量的极小部分。
类人猿发展的证据，特别是对石制工具的使用及其特殊的屠宰场所，表明在某个阶段，与猿类相比，他们的狩猎率肯定大大增加了，并且或许从小型猎物转向了大型猎物。恩格斯对此也作了评论；他还指出，肉的营养价值是高于蔬菜的。但是，蔬菜很可能仍然是饮食的主要部分，而最有可能与生产和收集蔬菜有关的工具——用来挖土的树枝或装食物的麻袋——则会分解消失掉，未能留存下来。
但所有现代人类进化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承认社会组织和行为的重要作用。早期的类人猿善于狩猎、采集、收集、运输、工具制造和使用--这些正如上述的那样，表明了分享、合作和分工。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规则和实践，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与社会劳动和工具使用交织在一起，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字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沿着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尽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莫名其妙地提到了鹦鹉），人作为唯一能够从事劳动的动物，也将是唯一能够使用语言的动物。事实正是这样。以美国人类学家为尤，人们一再尝试着教黑猩猩学习手语。但经过多年的学习，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黑猩猩除了复杂的死记硬背之外，达成了任何其他的成果。它们并没有学会理解各种手势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本身对它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黑猩猩个体身上，即使是最著名的黑猩猩，即使是在词汇量明显增加的手语的学习也与人类婴儿的学习有着质的不同。黑猩猩只是学会了模仿较长的手语串，而人类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的是更深入、更复杂的词汇和概念的使用。
猿类是人类在动物界最接近的亲戚了，而人类语言的关键要素在猿类身上却完全不存在。对于猿类来说，交流完全是情感上的交流，而且总是与眼前的环境有关。人类语言必然与人类认知过程的发展有关，而这二者则又都必然与劳动有关。
如果没有思维过程的平行发展，前文提到的任何一个过程——即工具制造和社会劳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类必须发展出精神“移位”的能力，即在时间和地点上具备一种脱离周围环境的精神图景的能力。如果没有对工具的外观、功能和用途的预先设想，人类就不可能制造出工具，而这些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最聪明的猿。
正如工具是劳动的产物一样，人类的心理过程和语言也是从劳动中、从与自然的积极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心理反映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语言和言语即为其中的组成部分。用列宁的话来说，语言和文字帮助人类实现了从初级感性认识到泛化抽象思维的过渡。当然，现代人类学家并没有具体的证据，比如化石证据，可以作为语言发展理论的依据，但大多数学者都把语言的起源和工具的使用与早期智人的社会劳动联系起来。例如：
“发展中的类人猿，早在南方古猿时期甚至更久以前，就能跨越眼下的时空限制来预测手持工具的用途。”（蒙塔古(Ashley Montagu)，“Tool Making, Hunting,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1976）
因此，实践性劳动与言语、工具的发展与认知能力和语言，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用卡尔·马克思更简短的话来说：“语言就是实践意识。”
另一位人类学家这样解释道：
“在进化过程中，形成和运用抽象观念的能力与使用人类语言的能力是相关的，即使在生理学上或许不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产物同样随着工具的发展而发展，反之亦然，而这些能力又与工具制造相关联。”（多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引自Charlie Woolfson，“The Labour Theory of Culture”）
早期智人若要发展语言、工具制造和社会劳动等过程，并将其交织起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生物学条件。但恩格斯明确指出，在他看来，完全人类的大脑是劳动的产物，而不是它的起源。“劳动，在劳动之后便是言语——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刺激，而正是在这二者的影响下，猿类的大脑逐渐变成了人的大脑。”
现代化石证据完全能够支撑这一观点。不仅通过脑容量的增长，而且通过对颅骨模型的检查，我们都可以看出大脑的哪些部分是从早期人猿发展而来的。美国人类学家沃什伯恩（S. L. Washburn）在谈到最早的类人猿大脑时，明确指出：“从眼前来看，这种大脑使文化（即劳动——作者注）成为了可能。但从长期进化的角度来看，是文化创造了人脑。”
沃什伯恩对同事兰卡斯特（J. B. Lancaster）解释道：
“看来，人类手的形状、大脑中与手直接相关的大面积区域、与熟练运动相关的大得多的皮层区域，以及同样与熟练活动相关的大面积扩展的小脑，都是在最初使用工具很久后才进化出来的，是为了应对顺利运用多种工具所带来的新的选择压力。”（引自S. L. Washburn and J. B. Lancaster，“On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Language”）
因此，多不胜数的所有现代证据，都支持恩格斯文章的基本主题，并证实了对人类起源的唯物主义解释。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觉察到了语言、智力、脑的大小、手工灵巧和它们的共同点——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是由于在追求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劳动能力，一些类猿物种才走上了成为类人物种的道路。劳动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成功点明了生物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一成为人类必要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完善了人类的手和脑。但是，劳动或社会生产也取得了自身的推动力——既是对生物进化的延伸，也是生物进化的质的发展。
因此，社会现象或劳动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用遗传因素或生物因素来解释——它们只能用自己独立的规律来描述。但是，它们还是有其最后关于物质过程的分析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劳动能力使得人猿超越了生物性变化的盲目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
“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引自《自然辩证法》，导言）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
与灵长类动物几百万年的进化时长相比，科学与技术的巨大成就似乎都是在一眨眼之间取得的——在这250万至300年间，文化（或者说劳动）时时刻刻都在被创造出来，并且也在创造着人类。然而，过去一万年中的巨大文化成就——文明、科学等——没有一项是以任何方式能被明显归功于生物性变化的，却都是通过劳动取得的。
恩格斯解释道：
“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作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 （引自《自然辩证法》，导言）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被动地评论人类发展的人。他们也明白，只有当社会本身发生适当的变化时，真正的人类发展、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获得成功和繁荣。他们认识到，社会阶级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与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革相适应。然而，只有消灭阶级，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劳动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只有通过社会主义），人才能实现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引自《自然辩证法》，导言）
另见：“人类的革命性起源”（章节选自《起义中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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