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以来，被称为“埃及的#MeToo运动”已经成为了世界新闻的头条，那些备受关注的性侵犯者在网络上被指名道姓。同时，在最近几年里，该国政权在性暴力和对妇女的压迫问题上被推入了不利处境。这个问题和埃及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那些想要在埃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的人必须面向工人发出呼吁：塞西是时候下台了！（按：本文发表于2022年3月8日。译者：宁香）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2020年7月，开罗美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Instagram上开设了一个名为“侵犯行为警察”（Assault Police）的匿名账号。该账号点名她班上的某个人是强奸、勒索和性骚扰的犯罪者。几个小时内，其他女学生站出来讲述了她们自己的关于同一个人Ahmed Bassam Zaki的故事。这为来自埃及各地的数百个故事的公之于众打开了缺口，如同其他侵犯女性的罪犯一样，Zaki遭到起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侵犯行为警察”现在拥有将近350,000名关注者，定期提供关于热门性侵犯案件的最新信息，并就如何报告自己的案件向女性提供建议。多亏这个帐号的努力，曝光了两起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关联的事件，将一起尘封多年涉及一些富裕家庭中的男性在豪华酒店轮奸年轻女性的案件公之于众。
女性抗争和埃及革命
这种线上行动主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仅仅是好莱坞电影榜样的反映。相反，这正是埃及革命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种标志。2011至2013年的革命运动将普通人所有的紧要问题都抬到了桌面上来。数以百万计的人曾被独裁政权窒息了几十年，终于能够公开表达他们的希望和需求，并将其与其他被剥削和压迫的人们的集体希望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女性终于看到了摆脱最骇人听闻的压迫的出路，许多人第一次感觉到她们不再非得沉默着忍受痛苦了。
尽管革命因为领导危机而偏离了轨道，群众运动已经消退，但许多人中已经觉醒的反对压迫的精神并没有就此消失。在要求女性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反对性骚扰的街头示威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形。女性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女性专用地铁车厢免受男性闯入，女子柔道（Wen-Do）自卫课程已普及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城市地区。
2011至2013年的革命运动将普通人所有的紧要问题都抬到了桌面上来。//图片来源：Mona，维基百科
还有许多关于街头骚扰事件的视频被上传到了脸书上，使人注意到几乎所有埃及妇女每天都必须忍受的折磨。这些视频通常会引起社会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事实上，这些视频在支持性骚扰受害者的浪潮中迅速传播，这与几十年来社会各个角落所贯彻的，有厌女倾向的专制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9年12月，一名戴着面纱的贫穷年轻女子出现在一个著名的卫星新闻节目中，谈论她在上埃及城镇法斯胡（Farshut）的一起轮奸和谋杀未遂事件中的幸存经历。她诉说到，她同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她得不到父亲的支持，因为这样的经历在埃及是一种伤风败俗的事。并讲述了如何在当地为对侵犯她的人采取行动而进行斗争。她的采访震惊了整个主流媒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妇女在革命中站立起来的程度，革命期间埃及社会中受压迫的阶层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2011年之前也有一些在妇女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呼吁，但革命标志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最受压迫的人有胆量挑战落后的社会规范，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推到国家专制机关的潜力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明。
压迫与反革命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女性面前的障碍，以及她们受到压迫的规模。2013年联合国的采访中有99%的埃及女性表示她们曾遭受过性骚扰。剩下的1%可能过于局限在她们的私人豪宅和有专职司机驾驶的汽车中，无法体验埃及一般人的真实生活。
这里的女性因为受到性侵犯而被自己的家人指责是正常的，在农村地区，男性家庭成员为了不让家族蒙羞而杀死强奸受害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同年的汤森路透调查中，埃及被列为中东地区对女性生活而言最差的地方，甚至低于沙特阿拉伯——其在暴力和生殖权利分数最低。在埃及，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包括强奸受害者），除非用于挽救孕妇的生命。与此同时，超过2700万埃及女性成为外生殖器切割的受害者。
在过去五年中，塞西政权加强了针对女性和LGBT群体的性镇压运动，以煽起反动火焰。//图片来源：Alisdare Hickson，维基百科
绝大多数女性对其家庭的男性成员尽责（这是法律鼓励的），并且被限制以更少的继承权和社会保障福利。有许多咖啡馆和其他社交场所完全禁止或不鼓励女性进入。
虽然反对妇女压迫的声音越来越大，但统治阶级一直在利用妇女问题来煽动反革命。穆巴拉克倒台后，军队的军官在驱散示威活动时对女性活动人士进行了公开处女测试。暴徒团伙混进解放广场和其他地点的抗议活动中，有组织的对妇女进行骚扰。当穆斯林兄弟会掌权时，媒体站反复报道抗议者中的“性异常”故事。
在过去五年中，塞西政权加强了针对女性和LGBT群体的镇压运动，以煽起反动火焰。 2015年，两名受人关注的肚皮舞者因在YouTube上发布的音乐视频中服装和手势的选择而被指控放荡并被抓进监狱。去年，另一位舞者在她的TikTok视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而女演员Rania Youssef在2018年开罗的一个电影节上穿着暴露的裙子后被指控猥亵。2017至2018年期间，对LGBT人群进行的一次镇压（再次以“放荡”为法律理由），涉及数十起个人逮捕，破坏了黎巴嫩乐队Mashrou Leila的音乐会，该乐队以其LGBT激进主义而闻名。彩虹旗的挥动引发了警方对音乐会的突袭，之后一些人遭受了肛门探查。这是埃及政府自2001年突袭开罗同性恋俱乐部以来最大的一次恐同袭击。
该政权正在利用对女性和LGBT的压迫来试图加固它们在社会保守阶层中的支持，并分裂正在退潮的革命运动。除了获得对国家暴力机关和大众媒体的控制之外，他们还拥有宗教机构长达数百年的权威，旨在巩固过去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并抑制新的社会意识。
只有革命运动的回归，才能完全打破统治阶级用上述方式在埃及群众中划出的分界线。与此同时，需要一个熟练的、有阶级意识的领导组织，为将要到来的群众运动做好反抗一切压迫的斗争准备。。革命的领导组织必须将反对对女性和LGBT的压迫的斗争与革命的基本社会、政治要求联系起来。它还必须用恰当的名称——反革命——来称呼当政的压迫行为，并号召所有工人组织反对它们。
塞西政权的微妙平衡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埃及议会通过的两项反对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措施很重要。第一个是在2014年提出的，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性骚扰——并可以被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第二个是去年批准的，部分是为了回应“侵犯行为警察”和其他人领导的网络运动。它保证受害者报告性侵犯和骚扰的匿名性。
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打击妇女压迫的让步，回应了采取行动打击骚扰行为的社会压力。从2017年开始，在某些社区，特别是在开罗，设立了由女性领导的特别警察部队，以应对骚扰。
该政权明显感觉到社会的潮流正在转变。需要看到它正在为一个问题采取行动，该问题是该国一半人口的主要愤怒的来源——其中许多人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走上街头推翻它。
去年夏天，埃及国家的主要伊斯兰教机构爱资哈尔（Al-Azhar）以一种令人发指的虚伪态度发表声明，鼓励性虐待的女性受害者大声发言。他们还重复了他们之前在2018年的言论，当时他们将性骚扰归类为伊斯兰教法所禁止的和犯罪者的过错：“女性的服装——无论是什么——都不是攻击她的隐私、自由和尊严的借口。”
这些话与数十年来的电视采访和官方声明背道而驰，在这些声明中，爱资哈尔和其他组织的阿訇不遗余力地为性侵犯和性骚扰辩护，并根据受害者的行为和服装将之归咎于受害者。他们是历史上埃及女性所受压迫背后最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但埃及年轻一代的民意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使是这些落后的机构也不能忽视。
埃及国家的高层都敏锐地意识到目前社会上微妙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只能通过惯性而存在。这解释了他们经常相互矛盾的策略。一方面，他们依靠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利用宗教培育反动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口头上支持进步斗争，例如反对性暴力。他们意图将这些斗争转移到他们可以管理的渠道上，这些渠道不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
整个体制需要改变
尽管在反对性暴力的斗争中，活动家们在迫使政权勉强采取了一些举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些让步在实践中代表着什么。
2014年的性骚扰法改动并没有阻止街头骚扰。它也没有被那些站在受害者对立面的警察广泛用于逮捕性暴力的犯罪者；也没有被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司法系统广泛用来判决这些犯罪者。骚扰事件通常不会有后续行动，罪犯得到警察和目击者的包庇。
为了完成十年前由革命开启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埃及，为真正的文化变革奠定基础，那些呼吁女性解放的人必须争取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失去他们社会就无法运转的男女工人。//图片来源Hossam el-Hamalawy, Flickr
保护受害者身份的法律得到了女权活动家和性侵犯案中有名幸存者的赞扬。这些幸存者中有许多是媒体名人，案件被社会知晓后，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辱骂和威胁。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或贫困背景的埃及女性来说，这种匿名性究竟会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你要如何能够做到对你自己的家人匿名，他们可能会要你感到羞耻，甚至让你遭受进一步的暴力？那个来自法斯胡（Farshut）的女孩如何能够在她的家乡保持匿名？她几乎赤身裸体，被迫流着血跑向当地的警察局。
对于大多数埃及女性来说，街上更多的警察——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会成为骚扰的有效屏障的想法听起来像是一个残酷的笑话。警察不是来给骚扰者辩护就算了，他们自己还常常进行骚扰。男性警察以性贿赂的形式对女性进行勒索或索取贿赂也很常见。我们不能忘记，在革命运动中对女性抗议者进行有组织的性侵犯的团伙中，有许多人携带有国家安全徽章。
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反骚扰特别力量是同一国家的同一机构的一部分，而该机构在革命期间被用来对付埃及群众。今天，警察经常被用来对付妇女运动以及埃及工人和街头青年的运动，因为它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自下产生的任何真正民主的表达。埃及群众，无论是反对妇女压迫还是进行其他斗争，都不能依靠政权的武装捍卫者来保护他们。
他们也不能指望塞西的傀儡议会听从他们的意见。2021年1月，内阁试图提出一项新的个人身份法，将女性结婚、出国旅行、生育、离婚协议以及监护孩子的权利的最终决定权留给其男性监护人。这反映了这些议员对女性压迫的真实态度。由于公众的强烈抗议，该法案被推迟，这导致塞西总统本人介入，暗示政府希望在决定法律之前“听取所有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涉及酒店轮奸的几名男子已离开埃及，因此不会因他们的行为受到审判。英国目前至少窝藏了其中一名，只有另外一名仍被关押在埃及。
反骚扰运动的活动家正在负责借由此类案件来提高对性暴力的认知。但问题不在于“认知”。增加对暴力、侵犯和骚扰的受害者的法律援助也无法解决普遍问题。在埃及，有5000万妇女和女孩，其中大多数来拥有贫穷的背景，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性侵犯。
当以某种方式接触到其中一些女性时，社交媒体活动和法律建议往往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何况这都还没算上被用来反对女性的埃及法律体系。妇女的压迫渗透到埃及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家庭和家庭关系，到学校、清真寺和教堂，电视和社交媒体，工作场所和街道。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总会有一个埃及统治阶级，而对女性的压迫在维持他们的统治方面有很多用处。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是防止性别在阶级基础上统一的核心，如果性别在阶级基础上统一，将从根本上威胁到现有秩序，就像它在埃及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统治阶级拒绝花钱提供可以减轻妇女家务负担的社会保障。他们宁愿妇女在家中腐烂，被判处奴役与阶级斗争隔绝。他们可能会说几句关于打击性骚扰的好话，但他们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对埃及女性的威胁，因为这是他们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阶级斗争的力量
反骚扰活动家，无论他们多么勇敢，都无法依靠自己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为了完成十年前由革命开始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埃及，为真正的文化变革奠定基础，那些呼吁女性解放的人必须争取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失去他们社会就无法运转的男女工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埃及的#MeToo运动中工人阶级明显缺席了。然而，工人阶级的女性却经历着作为工人和作为女性双重压迫。正是工人阶级为埃及革命提供了支柱，他们的大规模罢工最终使穆巴拉克和穆尔西政权垮台。正是民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结合，把斗争里的埃及群众团结起来——男人和女人，从中产阶级青年到工人阶级群众。
对妇女安全和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民主要求必须与适用于所有工人的社会要求联系起来。埃及革命里到处都有无畏、坚定的女性在与国家和老板的战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例子。
正是马哈拉的Misr纺织公司的妇女发动了4月6日起义，并激发了革命。是她们要求她们的男性同志加入罢工。革命初期，在城市街道上推动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是妇女，她们首当其冲，受到国家安全部队向她们发射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袭击。
我们的要求只能通过革命期间群众发展起来的集体斗争和自卫的方法来争取，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有责任在工人运动里的争取妇女解放和反对性暴力的斗争中使用这些方法。就目前而言，如果不与工人紧急联系，反对性暴力的运动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这场斗争不仅关乎今天什么是可能的，而且关乎明天什么是可能的。导致埃及革命的矛盾在它失控后的几年里才愈演愈烈。一场同样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将会卷土重来，女性压迫问题将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因素，就像以前一样。埃及群众的实践经验，女性克服严重压迫与男性并肩作战（并经常领导男性）的实践经验，在十八天的时间里教会了她们的，比在阶级社会的沙文主义下的一生学到的更多。她们本能地从他们的运动中废弃了骚扰，而反过来骚扰被有组织的反革命用作直接武器。
现在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先进工人和青年的革命领导组织，使群众本能和半自觉地认识到：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只有提供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并果断地击败反革命，我们才有希望将这种压迫的一切形式都归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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