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当时作为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共产党”之首席理论家的泰德·格兰特对当时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要员皮耶·弗朗克（Pierre Frank）先前撰写的《欧洲现在是民主的还是波拿巴主义的？》（作于1945年11月）的回复。原文写于1946年。译者：顾崇文，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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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托洛茨基则补充道：“以及反革命的时代”。三十年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历史上罕有如此混乱而又如此一成不变的时期；流水的，是各民族间与各阶级间那激烈、混乱的斗争，和万花筒般走马灯式的政权，而铁打不变的，是金融资本对人民的支配。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教导的继承者，若是要独立地社会事件作理论分析，就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些身边的变化，以此发展先锋队、指导人民群众。
旨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贫瘠概念（即所谓届时“第三时期”的所有政权都是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巧妙地将这个时代的精髓描述为变化的与浮动的，难以用普遍原则来解释。先锋队必须具体地审视每个革命阶段，以此理解、诠释现实，并得出符合实际的、可以付诸行动的结论。他写道：
“在急剧社会冲突、政治快速动移、情势突变的时期，一个正确的理论取向的巨大实际重要性最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既有的政治观念和概括迅速耗尽用途，并需要被完全取代（这比较容易），或者需要具体化、精确化或部分修正（这较为困难）。在这样的时期里，各种过渡、中间的情况和组合不可避免地出现，并扰乱了我们先前习惯的判断思维，因此对于理论问题上的注意就需要更加持续。简言之，在和平和“有机”的（也就是战前）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受益于几个现成的抽象概念，但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每一次新事件都强烈地验证了辩证法的最重要规律：真理始终是具体的。”（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34年7月）
在第四国际的行列之中，有些同志对这个教训还是认识不足。他们仍然“吃以前理论的老本”，而不会根据现实修正以前的理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皮耶·弗朗克的这篇文章。
弗朗克试图让西欧的所有政权等同为“波拿巴主义”。他的理论还要更加极端：他主张法国自1934年就有了法西斯政府。在欧洲的无产阶级夺得权力之前，唯有法西斯主义的和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能够存在。他自满地将理论简化为无形的抽象概念，掩盖着不可避免的时常性的错误。第四国际不会容忍这种自满。
弗朗克同志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民主与波拿巴主义混为一谈，而没有解释两者的具体特征。他将“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元素”互相套用，而且将民主自由与“一个可以定义为民主的政权”对立起来。但是，读者却无法找到弗朗克提出的，与现实中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理想化“民主政权”。他否认今日的欧洲拥有民主，因为“根本没有（民主）的立足之地”。
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
我们会在这里重复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以达到理解欧洲政权的更替过程和变化（至少是西欧）所需要的清晰。斯大林官僚主义主宰的东欧，则在不同的方向与条件下发展。
一个政权的政治性质（波拿巴、法西斯、民主）基本上是由国家内的阶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关系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其本质是由其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和阶级性质决定的。所以希特勒和罗斯福，艾德礼和墨索里尼，弗朗哥和古安，裴隆和萨拉查，德·瓦莱拉和蒋介石的政权[1]，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因为它们依赖于资本家剥削的经济体系。然而，这些政权的阶级性质并不是全部问题。我们需要将资产阶级保证其支配地位和统治的工具归类——因为它们会在不同情况下变化。这一规则的性质不仅取决于金融资本家的主观愿望和需要（这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恰恰取决于特定阶段各阶级之间的主客观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特定国家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所预测的。
主张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是最低劣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
帝国主义“民主”所基于的经济基础的消失，并不直接带来资产阶级民主的消失。它仅仅为其未来的坍塌做了铺垫。这世纪初资本主义朝向帝国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资产阶级民主过时。但我们看到，资产民主阶级仍然在其经济基础消失后维持自己。
资本主义超越其历史功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但这没有、也不能以其自身的力量，自行导向资本主义的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全球的规模给推翻资产阶级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但无产阶级自己创造的组织却阻止了他们完成使命。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并且防止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毁灭。在一战后的革命年代，资产阶级被迫依赖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们维持统治的最后一件工具。在资产阶级依赖这样基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权、用改革和半改革来联合压抑革命工人时，这只能被视作资产民主。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将当时德国由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资产阶级政府视为反革命政权。
民主的自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长达一世纪的斗争获得的，这是一个拼音般的常识；投票权在一个资本主义上升，资产民主的萌芽时期斗争中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就算是在其全盛期，也从来没有一个不使用警察干涉和残暴力量的平静的民主国家。
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仍处于经济上升期的这个阶段，也不仅有民主政权，也有波拿巴政权的存在。在典型的波拿巴主义国家，路易·波拿巴和拿破仑·波拿巴[2]本人都是在名副其实的繁荣时期上台的，其中一个繁荣时期持续了二十年。按照弗朗克同志的构想，波拿巴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是没有基础的，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才能存在。但我们看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英国革命共产党[3]向来把西欧各国的政权（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定位为反革命的民主政权。皮耶·弗朗克同志则声称“民主反革命”的概念是“内容空洞”的。因此，他将很难解释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魏玛德国到底是什么[4]。于是他便必须如此主张：1918年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场“被民主形式的反革命”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成为一场推翻德国皇帝、建立“纯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革命了！而新政权是由军法管制，且以社会民主党领袖与德国防卫军总参部、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密谋造反所建立的这一事实，完全证明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结论，即1911年的德国革命是一场“民主”的反革命，其中资产阶级利用了社会民主党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
托洛茨基已经预见到了将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崩溃时相似的情况。他在1930年一封致意大利同志们的信中写道：
“接下来就是意大利‘过渡’时期的问题。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到什么的过渡。资产阶级（或‘人民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是一回事，而法西斯主义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就是首先出现的，然后才考虑无产阶级在其中的位置。唯有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才能发生。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问题就以一系列斗争、中断、挫折、急转的形式表现出来，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可以很多，但是它们无论如何不能涵盖资产阶级革命或是其神秘的混合体：所谓的‘人民革命’。
那难道意大利就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一个议会制国家或是‘民主共和国’吗？我想（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不过它将不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而是源自于早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万一无产阶级先锋队无法在大规模的斗争和严重的革命危机中夺取权力，资产阶级就会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构其权力。
比方说，能否说现在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样说是荒谬的。1918-19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没有领导而被欺骗、背叛、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仍然必须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情形，并以‘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存在。同样的可能性——或是类似的可能性——在意大利被排除了吗？不，它没有被排除。法西斯主义的加冕是1920年不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导致的。只有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扭转法西斯主义。如果它这次仍然不能成功（共产党的软弱，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共济会，天主教徒），那么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过渡性’国家，必定会在它法西斯主义前身的废墟上重新以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形式确立。”（《意大利革命的问题》，1930年5月14日）
意大利的事态发展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远见卓识。资产阶级被迫同意废除君主制，而斯大林主义者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叛徒们则以“议会民主制国家”所允许的方式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做当然无法获得稳固的革命基础，反而会使革命陷于危机与动荡。弗朗克现在还能拒绝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坚持后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仍然是法西斯政权吗？
弗朗克在他的论述中引述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是无法理喻的，因为它恰恰举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老托问道：法西斯主义之后是什么？答曰资产阶级为了避免群众起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关系中，我们注意到：在据称民主没有经济基础因而产生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可能，是托洛茨基根本未曾考虑过的。
以上，可以看出真正“内容空洞”的僵化理论，是反革命只能以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指军警独裁。
历史的经验和现在欧洲的形势无可辩驳地展示了，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根据现实情况变化多样，而不是事先决定的。资产阶级根据阶级间的力量对比运用不同的手段，依赖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强或重建其统治。
至于资产阶级是否能操纵社会民主党人，波拿巴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机构，或是如时有发生的那样，同时运用所有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主观意愿，或者随便哪个冒进者的行为，而是取决于客观条件及国内的阶级关系——即任何特定时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机械地重复金融资本与资产阶级民主在现代社会中不兼容这一结论(毋庸置疑，这个结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从而推断出所有（资产阶级）政权必定是波拿巴主义政权，是以主观的、证据不足的历史经验推导出的抽象范畴，或是一种对历史进程狭隘、不完全的理解，替代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
要理解今日西欧各政权的性质，我们必须了解它们进化的背景。一战后的群众革命运动被社会民主党人麻痹、背叛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独自在挥舞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将拯救了资本主义，避免了它的毁灭。资产阶级为了生存，被迫依赖于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
无产阶级未能夺权只会造成资本主义更深层的败坏和腐朽。小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时的堕落使他们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反动的工具。经由许多过渡阶段，一个个国家中被困在自己体系中动弹不得的资产阶级投向了公开的独裁。
革命的浪潮之后就是反革命的浪潮。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运用了狂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来摧毁无产阶级组织。之后，他们便被迫背叛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波拿巴主义政权，即以军警组织而非群众支持维持统治的政权。
这样做不能解决国内或国际上资产阶级体系的矛盾。但是，资产阶级狂热地试图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图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根本地影响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资产阶级惊恐地意识到，战争将会从群众的深处释放出无比的革命能量，重新创造对于推翻整个大陆的资本主义有利的条件。
纳粹分子的胜利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陷落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短暂地摧毁了欧洲反动的群众基础。资本主义体系与反动直接寄生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刺刀之上。那些招人恨的卖国贼不过是纳粹的走狗。当红军节节胜利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业已崩溃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就成了全欧洲紧要的问题。反动没有群众基础，而且没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军警机关。同盟国的军队无法成为反动和公开军事独裁的反动基础。在多数欧洲国家中，资产阶级面临着群众起义，而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平息。
希腊是个例外。在一场内战与血腥的介入后，一个半波拿巴主义或者波拿巴主义的政权才被建立起来。它正在一步步地尝试在希腊建立一个极权政体。帝国主义者清楚在欧陆范围上运用此种方式的危险性。另外，希腊的反动性质必须以全力维持，以避免这个英国帝国主义的最后前哨落入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但即便如此，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也无法被完全摧毁。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资本主义的衰亡在西欧的衰亡，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当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依仗其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倾向时，反革命的“内容”是什么？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威权主义？当然不是！它的内容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当然，资产阶级无法在民主反革命的基础上稳定自身。当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的行为引爆革命时，阶级力量不会是停滞的。一段时间后（因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式可以很长），资产阶级也会转向波拿巴主义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形式。
这就是意大利在一战后两年的革命浪潮中的发展形势，在德国用了15年。阶级关系的变迁反映在政权的转变中：从民主政权、前波拿巴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纯正的波拿巴主义军事独裁。
尽管资产阶级民主的经济与政治基础每况愈下，工人再一次的夺权失败也导致了在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操纵下于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府。主张反革命或资产阶级现在的统治只能以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弗朗哥式的政府，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各种进程的理解。算上这段历史中众多的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弱势，可以提前预测出（的确如此）西欧的形势会如何发展。但是这个进程只有通过民主、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才能被理解，而不仅是它们的外在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政权
拿破仑一世的经典波拿巴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的青年和活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波拿巴主义，亦即刀剑对社会的统治，代表了一种国家政府获得相对独立于各阶级的状态，来在各敌对阶级之间作平衡、作仲裁。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大资本家的工具。通过依靠农民的支持，拿破仑能够维持一整个历史阶段的统治，得益于法国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当小拿破仑在1851年的政变中确立了权力，马克思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描述了以下的立场：
“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无耻的是刀剑执政、而私法盛行。（作者注：根本不像解放后的法国戴高乐政权！）181851年12月的coup de tête〔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coup de main〔勇敢打击〕。”
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本质：赤裸的军警专政，举着剑的“仲裁者”。这种政权表明，社会内部的敌对关系已经变得如此之严重，以至于“调节”和“命令”这些对抗的国家机器，虽然同时仍然是财产所有者的工具，但是从所有阶级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一个“全国法官”，在他的手中集中权力，独自“仲裁”国内的矛盾，用一个阶级制衡另一个阶级，同时却仍保持为有产者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将如下的情况定位为波拿巴主义：当一个政权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方的基本阶级力量保持大致的互相平衡，而使得国家力量得以操纵、平衡相互斗争的各阵营，而又再一次给了国家权力相较于社会的某种独立。
然而，波拿巴主义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和衰退阶段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提供托洛茨基《德国，唯一的道路》中的两句把这个差异解释得很清楚的引文：
“在此时，我们把布吕宁政府[6]当作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缩影’），这就是一个军警专政的政权。自两个社会阶层间——有产者与无产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到达了最高的张力起，官僚、警察、军队主导社会的条件就发生了。政府变成‘独立于社会’。让我们再度回顾：如果两把叉子对称地插入软木塞，它就可以在大头针上立稳。这就是波拿巴主义明确的主题。当然，政府还是继续充当资产者的帮手。但帮手如今骑在老板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时更毫不犹豫地一脚踩在老板脸上。
或许可以假定，布吕宁可以坚持到最后解决办法的到来。然而，在这些发生时，另一层联系接了进来：帕彭内阁。要准确，我们应该修正老的名称：布吕宁政府是一个前波拿巴主义政府。布吕宁只是一个先驱。在完美的形式中，波拿巴主义在帕彭——施莱谢尔政府中登上舞台。”（1932年9月）
接着还有:
“然而，尽管出现了集中的权力，但这样的帕彭政府本身还是比它的前身弱小。波拿巴主义政权只有为革命时代画上了句号，才能由此获得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性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战斗中经受了考验；这时革命阶级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占有阶级还没有从恐惧中解脱出来；难道明天不会带来新的动荡吗？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即群众没有在战斗中耗尽自身的力量，波拿巴主义政权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崛起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凌驾于社会之上，压制和“仲裁”社会内部的公开冲突，调节阶级对立。它是强大而自信的。在生产力强大发展的条件下，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受到了衰老的影响。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中崛起，却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社会的主要危机，即生产力和私有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它所引发的阶级对立如此紧张，以至于仅凭这一点就能使衰老的波拿巴主义崛起，同时也因此使它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以至于它的整个结构摇摇欲坠，很可能在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中被推翻。正是波拿巴主义的这种软弱性导致资产阶级和军事集团将政权拱手让给法西斯主义，并发动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组织。
尽管不同的政权类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僵化、固定和永恒的区别。
这其中牵涉到许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明确界定每种制度的地位之前对其进行具体研究。
我们只需指出，即使在每一个粗略的类别中，也可以包含大相径庭的制度。英国的封建残余（上议院和君主制）和对殖民地人民的野蛮压迫是一种“民主”。瑞士联邦共和国、法律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法国、美国、魏玛德国和爱尔兰——尽管差异巨大，但仍然是“民主政体”。那么，将这些政权归为一类的主线是什么呢？
尽管它们的历史各不相同，这也解释了它们不同的民族特色，但它们都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这些特征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分类的决定性因素。所有国家都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会、政党、俱乐部等，并享有相应的权利。罢工权、组织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以及过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其他权利。（在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我们对一个政权进行分析时，林林总总的权利丧失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关系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新社会的要素。或者，正如托洛茨基在《德国，唯一的道路》中回答斯大林极左派时所解释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已经存在着工人阶级以工人组织的形式进行统治的雏形。
在这些组织存在并发挥强大作用的地方（在法国和意大利，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资产阶级通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高层进行统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某一阶段，资产阶级甚至通过苏维埃，或者更正确地说，通过苏维埃的孟什维克领导层进行统治，这并非没有意义。
法西斯主义也有其特殊性。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毕苏斯基[7]的政权都属于这一概念的范畴。然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说，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彻底摧毁所有工人阶级组织。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直到战争爆发前，波兰法西斯主义还远远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它并没有完全成功地摧毁工人组织，可能在最终成功摧毁工人组织之前就已经被推翻了。
波拿巴主义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拿破仑、路易-拿破仑、施莱谢尔和帕彭、贝当以及各个转变成波拿巴政权的法西斯政府，所有这些都是波拿巴政权。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国家的独立，“个人”权力的集中，直接而公开地依赖于国家机器通过军事-警察机器的赤裸裸的权力进行的统治，亦即“刀剑之治”。无论政权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无论工人组织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权利被削弱或受到限制，它们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又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使波拿巴主义得以发展的社会矛盾的发展等等。
因此，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贝当和施莱谢尔所领导的软弱无能的波拿巴主义与拿破仑在其上升时期建立的充满活力和强大的政权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在从民主到法西斯的转变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或许是多个过渡阶段。因此，将国家划分为两个敌对阵营——法西斯小资产阶级阵营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阵营，为波拿巴主义铺路。名义上，国家权力独立于这两个阵营，而建立的军警政权则为将权力移交给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资产阶级倾向于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统治。然而，在危机的影响下，他们利用法西斯帮派作为恐怖机构，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便推行波拿巴主义独裁措施。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不情愿地向法西斯交出权力。）至少这就是意大利和德国所发生的过程。根据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政策在内的许多因素，如果反动派成功地暂时稳定了自己的局势，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可能会有些不同。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德国施莱谢尔和帕彭内阁、法国贝当的政权以及慕尼黑会议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罗维将军的政权，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直接发展起来的（也许经过了中间阶段）。杜梅格[8]、拉瓦尔和弗兰丹的前波拿巴主义甚至波拿巴主义政权为法国的人民阵线铺平了道路，而人民阵线又为波拿巴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弗朗克同志在下面的引文中称布卢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为“波拿巴主义”，这只会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造成不可估量的混乱：
“......但是，没落资本主义的波拿巴主义也可以披上其他外衣。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左翼政府，甚至是非常左翼的政府，特别是人民阵线类型的政府中，很难识别它。在那里，波拿巴主义令人发指地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以至于许多人都被它所迷惑（！）。”
弗朗克同志的话是混淆政权特征的关键所在。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因为正如新社会形式的胚胎存在于工人组织中一样，波拿巴主义的可能性也植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中。每个国家内部都反映了社会内部的对立，即使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也是如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归根结底，每个国家都建立在赤裸裸的武力之上。在危机和社会发酵的条件下，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而训练和挑选出来的军官、总参谋部小集团、警察和公务员官僚机构，为军事阴谋和阳谋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皮埃尔·弗朗克在这里混淆了国家与波拿巴主义的作用。不以武力为基础、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器的民主，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形成。
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是建立在武装部队及其监狱、法院等附属机构的基础上，因此，即使在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下，我们也有资本主义的隐蔽专政，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镇压政权都一定是波拿巴主义。当资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在“正常”条件恢复之前，也就是在群众没有积极反抗而接受资本枷锁之前，每一个政权，包括民主政权，都会在“紧急”条件下镇压和压制工人的权利。资产阶级保持着极大的灵活性，根据群众和阶级力量等的反抗来操纵政权。多亏了工人领导层的背叛，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事态发展作出预测
无论英美帝国主义最初有什么欲望或愿望在欧洲强加波拿巴主义政权，他们很快就看到了这是不可能的（希腊除外），因为这将带来无法估量的危险，于是他们在西欧转向了以解除武装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政权。
法国和西欧发生的事件证实了皮埃尔·弗朗克的方法是不正确的。自法国“解放”以来，西欧各地的趋势都是稳步走向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越来越大的独裁政权；是增加民主权利，而不是限制民主权利。在稍后阶段，这种趋势将会逆转，但目前西欧的趋势是走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因此，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工会等被建立；法国有了选举、政党、工会等；在比利时和荷兰，民主选举也有了。群众向社会党-共产党的摇摆反映在这些政党获得的选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为了动员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与之抗衡，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并没有依靠法西斯反动势力（法西斯反动势力仍有很大的后备力量），而是依靠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政党。这给了资产阶级喘息的空间，以便在以后的阶段和必要的有利条件下，为通过波拿巴主义政权向极权专制过渡做好准备。
显然，当今的情况与法西斯主义胜利前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群众政党，整个局势使国家有可能在两个致命的敌对阵营之间周旋。与此相反，在意大利和法国，基督教民主党正与工人组织合作，组成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联合内阁。资产阶级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给群众带来革命骚乱的危险。
这种情况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类似。为了阻止革命，资产阶级组织了一个由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9]组成的联合政府。
这是波拿巴主义吗？显然不是。但由于社民党的政策，他们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向反动摇摆的惩罚，1920 年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10] 中，波拿巴主义——君主企图发动政变。众所周知，波拿巴政变企图被群众击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参加了大罢工。由于共产党进行了正确的宣传，警告了这一危险，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击退它，工人们义愤填膺，导致鲁尔区的工人试图夺取政权。反动派随后与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镇压了这场群众运动。这反过来又为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铺路。
关于欧洲政权性质的错误立场源于不正确的观点。美国同志认为，在帝国主义同盟国取得胜利后，欧洲只可能出现佛朗哥式的军事独裁政权。皮埃尔·弗朗克赞许地引用了国际书记委在 1940 年采取的错误立场：
“如果英国明天在法国建立戴高乐政权，他的政权与贝当的波拿巴主义政府没有丝毫区别”。
有一点不同，弗朗克同志！对工人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不同！诚然，资本家阶级在戴高乐统治下继续统治，就像他们在贝当统治下一样。但是，在1946年就认为这两个政权无法区分，这就陷入了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愚蠢之中，他们无法区分依靠工人组织的资本主义政权和废除这些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皮埃尔·弗朗克胜利地宣称贝当政权是波拿巴主义政权，这进一步暴露了他的思想混乱。托洛茨基说过，贝当政权是波拿巴主义的。但弗朗克就是不明白托洛茨基的意思。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权腐朽没落的时期，托洛茨基把他们的政权称为波拿巴主义政权。这些政权与贝当政权的唯一区别在于，贝当从未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在小资产阶级中拥有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而只能被称为波拿巴主义。因此，他的政权要弱得多，更容易被群众运动推翻。贝当的统治必须依靠外国的刺刀。否则，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权在其衰败阶段与贝当的政权没有任何区别。
弗朗克同志宣称：
“......我们最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已经预言，在盟军取得胜利之后，简单地更换帮派并不意味着政权性质的改变。第四国际多年来一直捍卫自己的立场，反对工人运动中其他倾向和组织散布的所有其他理论和廉价标签。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那将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我们必须立即寻找错误的原因并加以纠正。至于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在这一点上没有错误......”
1940年国际书记委的声明是错误的。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在 1946 年重复一个在 1943 年就已经很明显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们在 1943 年撰写的一份英国托派决议中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该决议对即将到来的欧洲局势作了如下分析：
“由于缺乏在群众中扎根并具有传统的经验丰富的托派政党，欧洲革命斗争的最初阶段很可能会进入克伦斯基主义或人民阵线主义时期。意大利工人最初的斗争以及社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的一再背叛已经预示了这一点。”（工人国际联盟全国会议主要决议，1943 年 10 月）。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弗朗克没有坦诚地面对观点上的错误，而是罔顾现实，试图将错误转化为美德。
弗朗克将法国作为其论点的基石。他现在肯定对此感到惋惜。因为首先是法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进程。法国是欧洲的关键，任何关于法国政权性质的错误都可能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干部造成致命打击。
让我们来看看现今情势。皮埃尔·弗朗克对当下事态的发展作了如下描述：1934年以来欧洲各国都是波拿巴主义，因为资产阶级负担不起资产阶级民主；贝当是波拿巴：戴高乐是波拿巴；人民阵线（布卢姆！）是波拿巴主义；事实上，正如形而上学家所说：“在暮色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论点是，所有人都是波拿巴。由此可见，古安就是波拿巴，随之而来的政府也将是波拿巴主义的。如果法国人染上了这种疯狂的思想，我们的法国党就会陷入困境。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危险显然并不存在。
马克思主义式的评估会与皮埃尔·弗朗克的看法有些不同。政权是如何发展的——从什么发展到什么？各阶级的地位如何？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过去两年的冷静分析会告诉我们：(a)这里有一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导致了(b)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选举、制宪、资产阶级民主宪法；(c)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候选人波拿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手中。在争夺权力的希特勒和掌权后的希特勒不是一回事。像戴高乐这样的未来波拿巴和真正的波拿巴用剑挥舞着真正的个人权力也是两码事。戴高乐可能会成为法国的佛朗哥，但我们不会在决战开始之前就宣布敌人胜利。
现代波拿巴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一种过渡政权——向法西斯主义过渡、向民主过渡，甚至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这是一个阶级间周旋的时期。不言而喻，欧洲局势中存在着波拿巴主义的因素。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因素才能转变为主导因素。如果宣布一个政权是波拿巴主义的，那么就必须指出该政权的具体特征。尽管皮埃尔·弗朗克极力想把戴高乐推上他所向往的位置，但“波拿巴”戴高乐在衡量了各种力量的关系后，不得不黯然退场，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回答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有必要警告说，他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反革命和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不驱散由总参谋部、警察和文官集团的干部组成的波拿巴主义巢穴，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会面临军警专政的威胁。
同志们决不能重蹈德国共产党人的覆辙，他们把每一个政权都说成是“法西斯”，直到最后，在他们的忽悠和迷惑下，真正的希特勒来了。当然，如果皮埃尔·弗朗克继续长期重复这种说法，毫无疑问，现实最终将与他的定义相吻合，我们将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内目睹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建立。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煞费苦心地分析和解释政府的每一次更迭。这样，我们才能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
克伦斯基政权是“波拿巴主义”吗？
弗朗克在文章中不时提到“类似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者”，即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从而假定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是在克伦斯基政权下建立起来的——这完全不符合对俄国当时情况的了解。
弗朗克摘取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克伦斯基政权的一两个有条件的提法，并试图将其转化为硬性的定义。实际上，历史记录不利于他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俄国革命史》一章的标题不是“波拿巴主义”，而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俄国革命中的波拿巴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对定义总是特别谨慎，因此当他说“分子”时，他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毫无疑问，克伦斯基本想扮演波拿巴的角色。波拿巴主义的可能性植根于当时的形势。但波拿巴主义从未实现，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强大的，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给冒险家留下任何控制的途径。我们亦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把克伦斯基政权定性为波拿巴主义是有条件的。托洛茨基在弗朗克同志所引用的章节中摘录了一句话，称克伦斯基是“俄国波拿巴主义的一个几何中心”：
“敌对的双方都诉诸克伦斯基，每一方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部分影子，双方都发誓说忠于他，当时身在监狱中的托洛茨基写道：‘由什么都害怕的政治家所领导的苏维埃不敢执掌政权。各种私有制的代表立宪民主党还没有能力执掌政权。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个大人物调停者、中间人和仲裁法官。’
在克伦斯基以个人名义发布的告人民书当中宣称：‘我作为政府首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在变动（政权结构）一事前停下步来……这些变动将扩大我在高层管理事务中的责任。’这是纯粹的波拿巴主义用语。尽管得到了左右两方的支持，后来事态发展还是跟这种语言风格不相符。”（俄国革命史，第三卷，托洛茨基，作者的强调）
托洛茨基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冷静地评价和权衡他所写下的每一个字。而如果认真研究列宁的著作，即使是在事件的紧要关头写的，也会发现弗朗克混淆病菌和疾病的立场是错误的。例如，列宁在“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一文中写道：“克伦斯基内阁无疑是波拿巴主义已迈出头几步的内阁。”。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说的是有条件的。就在弗朗克引用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把克伦斯基政府称为波拿巴主义，紧接着的几段话就表明了这种说法的条件性。在谈到作为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及其一切形式时（这就是提到波拿巴主义的那一章的标题，也是列宁所要论述的），他接着说：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
在同一本小册子随后描述同一历史时期的部分，列宁在将苏维埃与议会机构进行对比时又说：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作者的强调）
如果我们使用皮埃尔·弗朗克的方法，我们就不得不把列宁的申论贬低为一大堆愚蠢的矛盾。对他来说，没有真正的矛盾，因为他没有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波拿巴主义真正地对立起来。如果他把这一观点贯彻到底，他就不得不说，我们在法国既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波拿巴主义，这样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一词的反对就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
弗朗克指出，英国同志把英国的工党政府称为克伦斯基政权，然后又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波拿巴主义政权：
“既然我们在这里谈到了我们英国同志的决议，那我们就注意到，它把新的工党政府定义为‘克伦斯基主义’。他们所忽视的波拿巴主义找到了办法，以一个非常特别的名称把自己写进了他们的文件。但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阿特利政府是类似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
这只能说明，弗朗克并不理解克伦斯基政府或波拿巴主义的含义。克伦斯基政府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反革命之前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届”左翼政府。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时期的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的尖锐冲突往往会引发波拿巴主义的阴谋和策划。这正是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情况，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到克伦斯基政权内部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原因。然而，为了弗朗克同志需要清楚地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克伦斯基政权就是波拿巴主义政权。在这里，也许我们最好匆忙补充一句，把工党政府说成是克伦斯基政府，这根本不是一种完备的评价，而是一种类比，我们在这种类比中加入了适当的和必要的保障措施。为了使这个问题不再引起争议，我们引述我们的决议案：
“在以后的阶段，资产阶级中最坚决的一部分人将开始寻求以西班牙的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为榜样的保皇党或军事独裁或类似的解决办法。以退役军人或‘爱国’协会为幌子的保皇党或法西斯团伙将开始涌现。
“事件可能会加速或减缓这些进程，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仇恨将会加剧。反动派获胜的时期已经结束，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在英国开启。革命在起起伏伏中以或大或小的速度开始了。工党政府是克伦斯基政府。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发展速度会与 1917 年 3 月后俄国发生的事件相吻合，相反，革命可能会呈现出旷日持久的特点，但它为群众革命党的建立提供了背景”。
幸运的是，为了正确看待这一立场，托洛茨基在论述共产国际对 1931 年西班牙革命的错误立场时，给出了克伦斯基主义的定义（他没有称之为波拿巴主义！）：
“…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中，法西斯主义（作者注：我们可以加上波拿巴主义）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存政权（作者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类似于今天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非常符合‘克伦斯基政府’（即最后一届、或‘倒数第二届’左派政府）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只能建立起这种政府。但这种政府并不必然意味着虚弱或屈服。在缺乏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候，由半改良、左的词句、更左的手势和镇压所组成的混合体，能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地服务于资产阶级（作者注：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赤裸裸的军事独裁）。”
弗朗克对民主和波拿巴主义的朦胧概念可以从他散见于文章中的参考文献中看出。仅举几例：
“使用民主口号——结合过渡口号——更确切地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产生民主政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正因为我们目前在欧洲普遍没有民主政权，因为根本没有民主政权的立足之地......”
“我们不能把‘右派’的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左派’的波拿巴主义与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主义会根据两个对立阵营所处的条件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形式；我们还坚持认为，民主自由的存在，即使提供非常大幅度的民主自由，也不足以使一个政权成为民主。波拿巴主义者（即克伦斯基）、人民阵线......甚至因其泛滥的民主自由而臭名昭著，甚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面临平衡风险和倾覆危险的地步。民主自由权利并不像人们可以正确定义为民主的政权那样，是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改革余地出发的，而是相反，是从严重危机的形势出发的，是没有任何余地或改革的结果。"
“......人民阵线的政权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它本身就包含着许多波拿巴主义的因素，我们将随后看到这一点。”
弗朗克同志提出的民主概念在天地间从未存在过。它只存在于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准则中。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总是建立在镇压的框架之上。每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或每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有其第 48 条，如魏玛宪法。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压迫制度为前提。但是，只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人才能将民主等同于波拿巴主义，或者等同于法西斯主义。虽然这些政权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所有这些政权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赤裸裸的军事统治因素。但是，量变会产生质变。决定政权性质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因素，而是其基本特征。今天的民主明天可能变成波拿巴主义，后天又会变成法西斯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转变为民主主义，并重复这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加区分地把所有政权混为一谈。这是简单的方法，但会导致错误和混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在事物的变化和演变过程中加以研究。依次研究每个政府，确定其具体特征和倾向。为突然的变化和过渡做好准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而在必要时纠正和界定我们在每个连续阶段的特征。皮埃尔·弗朗克的方法（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印象主义）的痛苦局限性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波拿巴主义’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该政权的特征，但在当今的欧洲，如果我们想尽可能少地犯错误，就必须使用这个词。最后，让我们补充一点，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拥有如此重要的一般观念：所有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化学家称各种物质为碳化物，它们之间的差异比施莱谢尔的波拿巴主义和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还要大。化学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如此糟糕。事实恰恰相反。”
斯大林主义者在第三时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德国取得了可悲的结果。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政党都是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这一正确的概括开始......他们最后说，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区别——都是不同种类的法西斯主义者。对于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的起点是弗朗克的终点。化学家可以把某些物质归类为碳化物。但是，如果一个化学家只停留在这个定义上，那他的研究就不会顺利进行！例如，如果一个化学家把碳化硅和碳化钙都定义在同一个“碳化物”标题下，而试图用前者而不是后者来点燃自行车上的乙炔灯，那么就会出现一些非常糟糕的结果。我们将无法照亮前方的道路。弗朗克的方法也无法照亮欧洲政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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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原文编者注：在1943-1946年间。德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葡萄牙，爱尔兰和中国的政府首脑领导的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的政权，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体制的。
[2] 原文编者注：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一世）在雾月十八日 （1799年11月9-10日）的一场政变中夺权，并在1804年称帝。路易波拿巴 （Louis-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三世）在1848年赢得（总统）大选。在1851年的一场政变中他解散了立法机构并于1852年称帝。
[3] 译者注：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是第四国际在1944年至1950年间的英国支部。当时泰德·格兰特为其首席理论家。英革共捍卫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常反对第四国际领导层后来越发严重的政治错误。
[4] 原文编者注：魏玛是 1919 年制定新宪法的德国城市。帝国国防军是魏玛德国的正规军。有关 1918 年革命和 1919 年 1 月“斯巴达克起义”的完整描述，请参阅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所著的《德国——从革命到反革命》。
[5] 原文编者注：1944年5月，同盟国解放罗马时，由于害怕激起新一波工人起义，他们违背先前与被流放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的条约，阻挡了任何重建君主制的企图。
[6] 原文编者注：海因里希·布吕宁在1930-32年担任德国总理。1931年末他废除了几乎所有劳动合同并限制了媒体。国防军将领库尔特·冯·施来谢尔在1932年12月继任冯·帕彭的总理位置。两个月内他便被希特勒取代。
[7] 原文编者注：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y）1926年在波兰领导了一场政变，并成为了独裁者直到其在1935年过世。
[8] 原文编者注：加斯东·杜梅格，法国的一位前总统，在1934年2月6日的一次企图的政变后，出任总理，承诺一个‘强势’的政府。皮埃尔·赖伐尔，1935-36年法国总理，1942年任通敌/卖国的维希政权总理。皮埃尔·弗朗丹在1934-35继任杜梅格的总理职位。
[9] 原文编者注：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又名德国中央党）是一个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派。
[10] 原文编者注：卡普政变相关信息详见请参阅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所著的《德国——从革命到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