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8年的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困境。它开启了一个进程,在其中数百万年轻人和工人开始挑战,不仅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然而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非但没有推动左翼掌权,反而把左派推向了危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这源于改良主义政治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0年12月17日。译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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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首先的一点定义就是反对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决裂。相反,它建议,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工人阶级的问题可以通过引入一系列的体制改良来解决 。革命被认为不再是必要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反对改良,但改良本身并不能实现权力从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必要转移。经济仍将被牢牢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将试图破坏这种改良,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他们无法承受任何利润率削减的时期。
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允许自己被法律和规章制度所钳制。因此,尽管改良派的方案承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在资本主义下是无法实施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色改良主义的关键分界线。
对理论的蔑视
120年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与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的辩论中指出,伯恩斯坦和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改良派同道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理论的蔑视。
机会主义实践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给实际活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那些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就很自然地力图使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也就是说,力图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989-1899)
以德国为例,当时的“务实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希望投票支持自由预算。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种行动设置了障碍。这一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东西,而是来自于通过对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研究得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得出了某些肯定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工人不能接管资产阶级国家,并利用它来创造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巴黎的工人夺取政权时,他们出于需要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自那以后,这一教训在许多场合得到了证实,但这并没有阻止改良派试图完好无损地保留资本主义国家 ,而这些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夺取政权前后的国家性质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一切其他倾向区分开来的决定性标准之一。”(托洛茨基)
理论的优势(也是它之所以成为改良派障碍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指导我们,使得我们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改良派不想听到任何关于过去岁月的斗争中的教训,因为这会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有明显的限制。
总的来说,整个改良主义的观点是建立在寻求捷径的基础上的。改良主义者只希望给自己定下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且能被迅速实现的任务。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留给未来的。他们试图找到在某种程度上能被资本家接受的各种类型的改良,而这试图把阶级斗争逼到资本主义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即使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无法给工人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个时期。
改良派的解决方案似乎是一条简单的出路。大多数务实的工人都会先易后难,试一试容易的路,再去试难的路。这就是改良派的立足点:工人阶级中有一些阶层还没有领悟到改变社会的必要性。而他们不是试图提高阶级的意识水平,而是试图推销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可最后,付出代价的还是工人。
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对现实直言不讳。当某些东西在资本主义下无法实现时,我们就说出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
而这最后一点恰恰是改良派不愿意承认的。从第一步就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或不必要的,依照逻辑下一步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取的。在庸俗改良主义者的眼里,革命等同于暴力、混乱、破坏。最好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领导层,让他们安全地带领我们渡过这场波涛汹涌的危机 。由于不了解革命的原因,改良派在革命真正发生时发现自己恰恰是完全反革命的。当他们在这种革命的支持下上台掌权时,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所谓的领导人试图乘风破浪,尽可能地阻挡运动的发展,等待属于职业政客和评论员专属的更平静的、“正常的”时代。
拯救资本主义
在改良派中,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国家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因此凯恩斯主义成为他们所选择的经济信条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全部观点恰恰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如果你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你就会发现这种思想在白纸黑字中被明确的写了出来(例如,参见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Responsions Of The Peace) )。
这正是改良派正努力最终要解决的问题。用希腊Syriza政府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 的话来就说: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左派的历史责任是稳定住资本主义。从自身和欧元区不可避免的危机和愚蠢处理者手中把欧洲资本主义拯救出来。”(一个反复无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白)
其争论的论点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是糟糕的资本主义管理者,但改良派,甚至说更好的左派改良派是优秀的资本主义管理者。这些改良派声称自己懂得如何在工人的要求和资本家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从而为资本家和工人改善社会。
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从希腊不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拯救资本主义是他的必然职责,他的论点与伯恩斯坦在十九世纪末的论点非常相似。
科尔宾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科尔宾作为一个非常左翼的工党政治家,他是在工人阶级经历了多年的财政紧缩后大规模激进化的过程之后上台的 。然而,科尔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在他上台后,作为一个非常善良和友好的人,尽管媒体是这样描述他的,他仍试图不断地安抚党内的右翼,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左派改良派被右派改良派牵着鼻子走,而右派改良派又追随着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足迹,即老板们的党。因此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持续向右的政治倾向,而目前我们在许多个国家看到的都证实了这一点。
左翼领导层的失败在于没有认识到右翼从根本上代表了工党内部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对科尔宾是否成为总理没有任何兴趣,而正因为此,党内右派也坚决反对科尔宾当总理。
科尔宾无力应对这种局面,他和他的盟友们没有准备好与党内右派斗争到底。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说,他比许多其他的领导人更能承受这种压力。最终,在担任工党领袖四年之后,他并没有对右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尽管他得到了党员和工会成员的压倒性支持。
这与今天工党右翼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感到非常自信,因为他们背后有整个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一点。尽管面临的攻击十分凶猛,但工党左翼中的一些人仍然坚持要与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 )达成协议,并继续呼吁要"团结"。
科尔宾运动在处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遇到了类似的政治问题。2017年的工党宣言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好。它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要求,甚至提出了国有化和工人控制的问题,尽管方式是相当温和的。
然而,当时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却在电视上称资产阶级为"财富创造者"!在英国,在所有方面中,资本家是世界上最寄生的人。尽管他在其他场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发表了这些言论。即使是对马克思最基本的解读也能让你明白,是工人创造了财富。
所以在某一时刻,前一秒还是资本家创造财富,下一秒就变成了工人创造财富。就麦克唐纳而言,这种明显的混淆是一种故意的策略,旨在试图安抚所有人。但这种策略远不能解除右翼的武装,这只会在政治上迷惑科尔宾运动的本身。
最后,正是因为试图在欧盟问题上与右派达成政治妥协,才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瓦解。多年来,科尔宾一直反对欧盟,将其视作老板们的俱乐部,这是正确的。但在他上任的头几个月里,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小的妥协——不改变工党对留在欧盟的支持。但这个在他上任后第一个月内发生的,为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而犯下的这个明显的小错误,造成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选民并没有按照工党领导层和建制派所想象的方式投票。最终,英国脱欧成了整个科尔宾运动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导致工党整个左翼采取了亲欧盟的立场,而这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尔宾采取了这一立场。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后,这使得右派可以抓住以亲欧盟立场为由这一点,对科尔宾发起大量攻击。这甚至到了党主张第二次脱欧公投主要是由党内左派人士推动的,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对科尔宾的领导地位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两年前的英国第二次公投的主要竞选活动是由资本家直接资助的,但却雇佣了科尔宾主义者!这是在科尔宾运动中故意打入一个用以制造分裂的楔子,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 这样的右翼分子则走在了最前列。
从激左盟(Syriza)到桑德斯
我们在左翼看到的其他现象也遇到了类似的障碍。我们可以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为例,他试图赢得民主党的支持。然而,经验恰恰证明了为什么这种做法永远不会成功。
在竞选期间,桑德斯不断向民主党建制派示好。他按规则行事,而这些规则反过来又完全被操纵起来对付他。
如果这些规则不足以阻止他,那么民主党建制派就干脆随心所欲地制定新的规则。面对这种反对,桑德斯干脆以“小恶主义(Lesser- Evilism)”为借口投降,先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现在是乔·拜登(Joe Biden)。尽管事实上克林顿和拜登并不以任何形式代表工人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自觉代理人。
这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桑德斯的努力付诸东流,他的运动——以及由该运动所产生的所有热情——就这样完全崩溃了。很显然,在民主党的泥沼中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我们已经提到了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 )的想法。当激左盟(Syriza)刚上台时,他被视为该政府的左翼。当政府收到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提交的要求希腊实行紧缩政策的备忘录时,瓦鲁法基斯宁愿辞职也不愿在新措施上署名。但他的整个观点与支持备忘录的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并无太大差别。
像齐普拉斯(Tsipras)一样,他相信他们可以进行谈判,并达成比现在更好的交易。他们认为上届政府是糟糕的谈判者,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资本主义对希腊实行了如此惩罚性的紧缩政策。他们认为通过在谈判中更强硬一些,可以为希腊人民争取到更好的交易。但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激左盟(Syriza)领导层完全低估了资产阶级的顽固和敌意。他们向资本家做了许多示好,并承诺能确保每个人都拿回他们的钱,并偿还所有债务。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超级富豪能够完全避税,所以要么通过紧缩政策来支付希腊的工人和穷人,要么资本家和债权人损失惨重。所以,承诺政府将会尊重资本主义财产意味着接受工人最终会付出代价。
他们的提议和谈判策略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试图通过组织全民公投向欧盟施压,希腊群众投下了大规模的"反对票",但欧盟并没有退缩。相反,当齐普拉斯回到谈判桌上时,他得到了一份更糟糕的协议。
为什么这样做?资本家认为他们需要惩罚齐普拉斯试图动员群众反对欧盟的行为。如果工人阶级被允许对备忘录有任何发言权,这将树立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欧盟不会允许希腊、西班牙或意大利工人阶级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于是激左盟(Syriza)投降了。从改良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立场是再自然不过了,即除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你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你就必须接受偿还债务。因此,你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削减,资本主义的紧缩,以及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其他所有一切。激左盟(Syriza)政府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证明了这一事实。
“我们能”(Podemos)和民族问题
在西班牙,我们有“我们能”(Podemos)"的例子,或在其合并后被称为“我们能联盟“的组织。该组织一开始发出非常激进的声音,有时还相当偏左。但是当参与政府的前景打开时,领导人很快就转向右翼,并试图在各种问题上以“体面”的形象示人。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加泰罗尼亚(Catalan )的自决问题。“我们能”领导人曾公开捍卫自决权,并因此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在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时却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要求,事实就是,他们站在了其之前所抨击的西班牙1978年政权一边。社会党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与西班牙反动的统治阶级达成了自己的"妥协",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接受西班牙的无条件统一。
总的来说,民族问题是改良派的一大弱点。经过考验,他们被证明完全无法理解苏格兰或加泰罗尼亚等地的民族抱负与英国或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反动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苏格兰工党左翼的领导人坚持认为这是一回事。他们看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并将两者相提并论 。苏格兰人民的自决权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和脱欧派(Brexiteers )的反动纲领被放在同一层面上。
改良主义的危机
正是由于左翼领导人在政治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使得左派政党完全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改良主义不但没有在群众对体制的大规模质疑中茁壮成长,而是像一条搁浅的鱼。这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托洛茨基早就解释过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改良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其社会主体。没有改良就没有改良主义,没有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改良。”
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因支持欧盟备忘录而被彻底摧毁,该党现在几乎不存在了。Syriza没有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但它的支持率也已经大幅缩水。你可以在法国社会党这看到同样的过程,由于它做了资产阶级的白手套,它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左派改良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基本上提出的是与右派改良派相同的方案的略左版本,只是往往喜欢用一些更左翼甚至听起来像马克思主义的措辞来掩盖。然而,如果不能推行任何改良,那么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将毫无意义。然而,工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这些政党,并发现它们是不合格的。
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一贯主张,并将继续主张革命阶级的立场。几十年来,我们在工党内一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斗争。这不是一种交友方式,但我们仍有义务明确解释 ,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只有失败和毁灭,同时捍卫运动向前迈出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通过实践经验,工人和青年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类将不得不走这条通往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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