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4日，英国发生了大罢工。在九天激动人心的罢工后，工会领导人背叛了工人。这其中，斯大林主义者给他们提供了来自左边的掩护。本文作者本·格里尼基（Ben Gliniecki）同志汇整了这一事件的教训。（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8月4日。译者：张大户家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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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工会委员会（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成立于1925年4月，是在企图弥合英国的改良派和共产主义工会联合会之间分歧的情况下出现的。
1924年末，一些英国工会领导人出访苏联。他们与苏联同行讨论了如何加强互相团结的问题。在发表联合声明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会委员会。然而，这种仅仅在上层打交道的做法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最终，英俄工会委员会在1920年代中期试图在英国工会中建立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尝试失败了。这一机会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左翼”工会领导人的幻想，以及英共的边缘化。
英共对工会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走向群众开展工作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把注意力转到如何在工会中建立影响力上来。
1921年7月，第三国际宣布：
“所有共产党员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坚定而有力的斗争，以赢得工会组织内大多数工人的支持......衡量一个共产党力量的真正标准是它对广大工会会员的影响力。”
然而，在工会或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内工作时，第三国际坚称：
“共产党人在反对资本主义战线的每一项实际行动中都应支持所有工人组织最大限度团结的口号，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拒绝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唯一一贯表达。”
对共产党人来说，将共产主义思想带入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必须的。既不脱离阶级斗争，也不仅限于充当工运报道家。而是想法设法参与其中，努力使工人成为最激进的阶级斗士，并建立对共产主义政策的支持。
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简称英共）成立于1920年，当时还是一个由几千名严肃阶级战士组成的小团体。英共花了几年时间来确定符合本国阶级斗争的实践方法。但在1924年8月，英共得以在各个工会内发起了全国少数派运动（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NMM）。
这场运动组织普通工会会员来推动他们的工会采纳更激进的策略。在很短的时间内，它极大地扩大了英共在工会中的影响力，这是第三国际所倡导方法的一个范例。
该运动最显著的早期成功之一，就是1924年A J 库克（A J Cook）当选为矿工联合会领导。他得到该运动的支持，他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弟子和列宁的谦卑追随者”，他说他自己支持英共是因为“我同意它十分之九的政策”。
堕落和想走捷径
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第三国际领导层的前景发生了变化。1923年10月，德共领导的德国起义失败了。这标志着俄国领导层态度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
十月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俄国资本主义。但这场革命仍然被孤立在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其他地方的一切革命尝试都失败了。同时，俄国的工农在经历了一战和内战，已经筋疲力尽。
在英国，英共仍相对弱小。所以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把该党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开始走捷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国家，国际上的孤立和国内工农的疲惫导致国家和党内官僚主义的增长。斯大林则成为这种官僚反动的标志象征，他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起组成了“三架马车”最高领导集团。
这其中，季诺维也夫尤其喜欢走捷径来实现世界革命这一目标。
在英国，英共仍相对弱小。所以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把该党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开始试图走捷径来达成革命。
这让季诺维也夫与托姆斯基（Mikhail Tomsky）对上了眼（托姆斯基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俄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人）。虽然托姆斯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其立场为右。这两人都希望与西方工会高层交好。
1924年初，托姆斯基和季诺维也夫自认机会来了。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22日上台。1924年2月1日，它首次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
因此，在1924年5月，苏联外交官代表团被派往伦敦（代表团包括托姆斯基）。托姆斯基与英国左翼改良派工会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晚餐时向他们宣称：“短暂的政治分歧”将继续把英俄两国工会成员分隔开，但任何的工会成员总是世界上“最务实和明智”的人，因此，双方分歧纯粹只是表面性的。
到1924年夏天，季诺维也夫在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共产党没有必要为争取工人而进行斗争的提议：
“在英国，我们正经历劳工运动新篇章的开端。我们不知道英共将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是只通过斯图尔特-麦克马努斯（Stewart-MacManus ，英共当时的领导）的门（英共领导人之一）还是通过其他的门。"
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其他的门”就是指跟左翼改良工会领导人交好（托姆斯基在伦敦与他们相处融洽）。
这与俄国革命经验大相径庭，俄国革命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多年来辛勤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革命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是没有捷径可言的。虽然孟什维克确实与自由派达成了协议，但布尔什维克通过讨论和参与阶级斗争最终耐心地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并领导俄国工农夺取了政权。
随着列宁离世。托洛茨基开始捍卫这一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训，并反对季诺维也夫试图寻找“其他的门”的行为。他在1924年说：
“的确，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杠杆。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它甚至可能取代工人苏维埃。然而，这只可能发生在他们即不脱离党也不反对党，党也在工会中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
英俄委员会的成立
尽管托洛茨基再三发出警告[i]，但第三国际远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趋势仍在继续。1925年4月27日，斯大林宣布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政策。这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其他国家革命前景的放弃[ii]，这也反映了官僚精英的保守利益。
在英国，这种政策体现在工会领导人身上，具体表现形式是相互拍马屁。
1924年9月，托姆斯基出席了在赫尔由英国工会联合会（TUC）举行的大会。当时工会助理秘书长沃尔特 希特林（Walter Citrine）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全体代表（共724名）都“翘首以待”。
在托姆斯基演讲结束时，许多人称赞其演讲为“大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讲”。在英国工人阶级眼中，苏联及其领导人的革命权威是非常高的。
反过来，第三国际领导人则将英国左翼工会领导人视为伟大的革命家。季诺维也夫说：英俄工会合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希望”。
1924年11月，英国工会领导人对苏联进行了互访。他们在第六次苏联工会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冲上舞台，将托姆斯基和英国代表团团长珀塞尔（Purcell）高高抛向空中以示庆祝。
这种融洽的关系随英国和苏联工会代表组成的英俄委员会的成立（在1925年4月）而得到完善。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促进两国工会的团结。
这其中，托洛茨基反对无条件组建英俄委员会（必须要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基础上组建）。他解释道：共产主义者和改良派领导层组成委员会的实践，应作为真正核心实践的（即在英国工会队伍中建立共产主义影响力）外部辅助。
但其他第三国际领导人不这样想。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解释的那样：“英俄委员会的出发点......就是想跳过‘艰苦工作阶段’来组建共产党。”
英共所扮演的角色
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工会领导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全国少数派运动或与英共接触。他们的“激进主义”被严格限制。特别是，当涉及到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时，这种激进主义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实际上，这些工会领导人极其敌视英共领导的全国少数派运动。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要求托姆斯基不参加甚至不派苏联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派运动会议。可笑的是，托姆斯基居然同意了这一点。他更喜欢跟改良派工会领导人眉来眼去，而不是做加强英共的领导地位的具体工作。
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工会领导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全国少数派运动或与英共接触。//图片：公有领域
在第三国际领导下，英共领导层也认为跟“左翼”工会领导层交好就行了。至于赢得对广大工人群体的决定性影响则完全无关紧要。
J T 墨菲（J T Murphy）就是这种人，他在1926写道：
“我们党没在工会联合会中占据领导地位，也没有主持与雇主和政府的谈判。我们只能建议并让自己的力量为其他组织领导下的工人服务。对于能在这场危机中看到革命可能性和“在斗争中自发产生的新领导层”的愿景，都是夸大其词和十分不现实的。”
同样，在1925年，另一位英共领导人R · P · 杜特（R.P.Dutt）说道：“在现阶段，英国工人阶级要听左翼工会领导人的话，跟他们走”。
这就是1925年和1926年英共领导层的普遍态度。尽管当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工业斗争，但他们还是认为英共不可能发挥真正的独立作用。
没有为大罢工做任何准备
1925年7月，阶级斗士们胁迫英国工会领导人共同起来斗争，保护煤矿工人免受政府和老板的攻击。雇主们退缩了，这场胜利也被称为“红色星期五”。
但这只是暂时推迟了战斗。政府承诺在不到一年后1926年5月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届时政府的“煤炭委员会”将提出建议）。工会领导人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斗争进行动员，而是瓦解了这场推动工人站起来革命的运动。
1925年9月召开的英国工会联合会斯卡伯勒（Scarborough）代表大会左翼色彩浓重，大会采纳了许多亲全国少数派运动的政策和立场。它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带俄国革命权威而来的托姆斯基。
但在1924年10月工党政府选举失败后，斯卡伯勒代表大会又见证了右翼重返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那些从总委员会辞职并去政府任职的右翼现在又回来了。
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从1925年10月去世的左翼布拉姆利（Bramley）变成右翼希特林（Citrine）。
1925年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会议紧随工会联合会大会举行。工党领导人推行了一项禁止共产党员入工党的禁令。
同时，这些在英俄委员会中与苏联并肩作战的左翼工会领导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制工党高层的这一举措。英共基层党员被这些“左翼”工会领导人晾在一边。
与此同时，全国少数派运动支持的矿工领袖库克（AJ Cook）呼吁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做好准备，让他们随时准备好为保卫矿工而进行一场严肃的斗争。他的呼吁被置若罔闻。
汤姆•贝尔(Tom Bell)是当时英共的一名领导人。他回忆道：
“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没有努力为行动做准备。他们鼓励人们继续依赖煤炭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这使工会陷入虚假的安全感。同时，在许多地方，人们默认总委员会正在进行秘密的准备工作。事实上，总委员会中的左翼（由珀塞尔、斯韦尔斯、希克斯、蒂列特和布罗姆利组成）为这个想法站队。”
事实上，这些 “左翼”工会领导人并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
无视问题的发生
英共可以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政府正准备与矿工摊牌，而改良派工会领导人却还不以为然。
英共紧急呼吁第三国际提供具体和实际的指导，但没有得到回应。
1925年10月，英共主要领导人被政府拘捕后，该党陷入混乱、不知所措。于1926年2月参加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英共代表描述了实情。
代表乔治·哈代（George Hardy）解释说：组建全国少数派运动工厂小组是“我们仍然必须解决的事情”。另一位代表艾特肯·弗格森（Aitken Ferguson）则说，全国少数派运动的作用不过是“向反动派施加压力，使那些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的人更加坚定”。
显然，在即将到来的工业冲突中，英共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远见来制定一个严肃的，并能替代工会领导人“自欺欺人式”实践的纲领。
第三国际领导人则没有纠正这个问题，而是忽视了它。在第三国际执行会议结束时季诺维也夫表示：无论如何，矿工斗争无关紧要，因为它本身“只不过蕴含了未来伟大斗争的雏形”。
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部分原因是第三国际领导层正在寻找不同方向的政策。1926年初，与英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前景开始显现。法苏贸易协定取得了进展，4月德苏则签署了中立条约。
所有这些都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接受与苏联的贸易和外交，以免被甩在后面。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对俄国抛个媚眼，可能会对我们的内政和外交都有好处”。
当苏联革命政策的重点是保卫自己的边界时，这就使得苏联的领导者们对英国潜在的革命发展兴趣乏乏。
第三国际有意淡化英国革命前景。它不理解矿工纠纷的重要意义，更对它的发展感到惊讶。它发现，跟随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脚步，把这场斗争说成是纯粹的经济纠纷更为方便。
第三国际领导人拉狄克（Karl Radek）是这样锐评大罢工的：“不要乱搞，这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这只是一场工资纠纷”。
面对第三国际的相对漠视，英共则制定了一个重组全国少数派运动的计划。但这要到6月才能进行（即在煤炭委员会的报告和政府与矿工之间计划的摊牌之后）。
重组全国少数派运动会议于1926年3月召开。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行动计划，只是简单谴责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进攻。同时，它向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想要为斗争做准备的普通工人组成）发出了指示，特别敦促他们服从工会联合会的决定。
英共继续谴责“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的反动和不明确立场”，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助长英共内部弱点
第三国际领导人不仅忽视英共存在的问题，还使情况变得更糟。
没有人（包括英共）认真追究“左翼”工会领导人对斗争准备不足的责任。部分原因是英俄委员会赋予了这些“左翼”领导人“革命领导者”的地位。
第三国际在群众中播撒英俄委员会“左翼”领导人是革命者的幻想，这意味着全国少数派运动和英共未能为摊牌做好准备。//图片：公有领域
第三国际在群众中播撒英俄委员会“左翼”领导人是革命者的幻想，这意味着全国少数派运动和英共未能为摊牌做好准备。
不是利用英俄委员会把工会领导人推向左边，而是改良派把第三国际推向了右边。1925年12月，工会联合会说服第三国际软化其对改良工会国际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批评。
在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苏联工会是否应无条件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托姆斯基说：为了促进工会团结的事业，共产党人“把自己卖给地狱还是教皇都可以”。他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支持。
第三国际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工会团结更重要了。在英国，这具体表现为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英俄委员会的存在。在争取在工会中建立共产主义影响力的斗争中，本应作为辅助工具的东西（英俄委员会）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政策的首要目标。
恰恰是在改良派工会领导人被事件暴露本性的时候，第三国际对他们的依赖更加紧密了。
托洛茨基对这种政策进行了抨击。1926年3月，他呼吁对工会中的“左翼糊涂虫进行系统性的揭发披露”。他警告说，不这样做，灾难将迫在眉睫。
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清楚明白的事情，英共事后才明白。当时全国少数派运动的书记乔治·哈代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我们知道右翼领导人会背叛我们，但我们并不清楚所谓的左翼在工会领导层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体上，他们也是骗子、叛徒，他们向右翼投降了。”
大罢工
1926年春天，政府提议对矿工发动新的攻击。这打破了自1925年6月以来的工业停火。作为回应，工会联合会被迫在5月4日举行大罢工，这使国家陷入瘫痪。
工会领导人没有为这样的罢工做任何准备。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到这场运动的最前面。总罢工带来了革命性的局面，但这些改良派工会领导人并不关心这些。
罢工开始后，托洛茨基再次就“左翼”工会领导人的角色发出警告。他在罢工期间出版的《英国向何处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
“英国有句谚语：过河不换马。然而，这种实用的智慧只在一定范围内正确。从来不可能骑着改良主义的马搞成革命，在机会主义领导人领导下参战的工人阶级将被迫在敌人的炮火下换马。”
尽管罢工具有革命性的潜力。但工会高层软弱无力，英共也丝毫没有试图改变工会高层的想法。事实上，英共还在给群众播撒对改良派的幻想。罢工期间，党的全国工业组织者阿瑟•霍纳（Arthur Horner）回忆道：
“在那9天里，工人阶级站起来了。我记得在大罢工的头几天，我在拉内利（Llanelly）向6万名示威者发表讲话：鲍德温（Baldwin）现在在哪里？丘吉尔现在在哪里？现在重要的是工会联合会的意见。工会联合会就是我们的政府。”
被“左翼”背叛
所谓“左翼 ”工会领导人在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苏联工人为英国罢工工人筹集了125万英镑，但这遭到工会领导人的拒绝。英俄委员会成员希克斯（Hicks）向工会联合会提交了拒绝接受这笔钱的动议，并谴责道：“这该死的俄国卢布”。
这是在践踏那些诚挚声援英国阶级兄弟姐妹的俄国工人的脸！
5月8日，工会联合会宣布：“委员会已礼貌地通知苏联工会，他们无法接受这一提议，支票已被退回。”
这只是后面背叛行为的一个小预兆。5月12日，工会取消了总罢工，他们没有从政府或老板那里得到任何让步。尽管罢工每天都在加强。
相比资产阶级和保守党政府，改良派工会领导人更害怕群众的革命潜力。
不出意料，右翼工会领导人有意识地策划了这次投降。而左翼工会领导人则对群众的斗争和右翼工会领导人的投降视而不见。事实上，正是罢工委员会“左派”主席珀塞尔宣布罢工结束。
还在迷糊中的英共
在对英俄委员会中的“左翼”工会领导层献媚数月之后，英共才开始对工会联合会“左翼”的投降行为感到震惊。
而作为英俄委员会负责人的托姆斯基则未能把握实情。他甚至将这场灾难性的投降说成胜利！
他曾指示英共宣布这次罢工是“保守派思想的失败和无产阶级部分道义胜利的证明（而这将有助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成功）”。
但背叛是无法被掩盖的。罢工结束后的第二天，英共发表声明：结束罢工是一场“有史以来被允许的最大犯罪（它不仅针对本地矿工，还针对英国全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5月15日（罢工结束两天后），英共领导人杜特写道：罢工“是群众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杜特的这一说法，明显驳斥了英共自身此前将罢工视为纯粹工资纠纷的分析。
他还认为，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背叛是九个月来右翼破坏和左翼默许的产物。现在，党开始向所有成员发出指令，攻击工会联合会的左翼领导人。
这一分析是对的，但来得太晚了（12个月后）。另一方面，第三国际拒绝面对现实。
5月26日，联共（布）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英国事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和托姆斯基进行辩论。最后，后者的报告被接受。该报告的立场十分矛盾，一边批评英国工会领导层的“叛徒”行为，一边又认为通过英俄委员会与他们保持团结是“必要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最佳证明，也最能体现出对工会联合会“左翼”（就是苏联工会在英俄委员会中与之结盟的）疯狂背叛现实的不理解。他认为托姆斯基对罢工的评估、分析只是有点小粗心，只是犯了点小错误，这是无关紧要的。
第三国际的这种行为。意味着英共中央委员会将在5月底开会时继续与他们合作。这显著地缓和了对他们的批评。
1926年6月4日，英共发表一份题为“为什么罢工失败了”的声明。它说：“不是资本的强大导致我们失败，而是右翼领导人搞鬼导致我们失败”。反正就是不提工会左翼领导人的叛徒行为。
6月13日，《星期日工人报》刊登了工会联合会左翼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s）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称罢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粉碎了统治阶级的道德威信”。
6月4日，英共领导层对基层党员发表声明：
“最近，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与工会左翼领导人合作的想法。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和这些领导人进一步搞好关系，要对他们施加更大压力。”
即使在大罢工期间所谓“左翼”发生赤裸裸的背叛之后，第三国际和英共领导层仍在讨好他们，而不是公开与他们决裂。
但莫斯科的领导层采取了一条矛盾的路线。几周后，莫斯科发表了一份宣言。其将罢工的失败归咎于工会联合会左翼的“投降行为”和右派的“背信弃义”。
英共领导层未能及时跟上思路。由于他们担心这一宣言会损害英俄委员会的利益，他们把翻译好的宣言推迟数周发布，并最终将其埋在7月9日的《工人周刊》角落里。
第三国际在罢工失败后坚持维持英俄委员会的做法，使得被出卖的英共基层党员和先进工人群体感到困惑和迷茫。
工会领导层反对英共
虽然英共软化了他们的批评，但工会联合会还是指示地方行业委员会不允许全国少数派运动加入。格拉斯哥、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这些全国最大的地方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但英共建议他们不加抵抗地服从比较好（以免惹恼英俄委员会）。
英共领导人之一墨菲（T. Murphy）在1934年回忆道：“工人们无法理解英共和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的这种新联盟，他们的反抗被扼杀了。”
1926年9月的工会联合会大会邀请托姆斯基作为兄弟组织代表出席，但内政部拒绝给他签证，而工会领导人对此没有异议。
尽管如此，在1926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会议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起草了论文。认为还必须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英俄委员会（即使是在背叛后），这也意味着将苏联工会与“叛徒”联系起来。
1927年3月，英俄委员会在柏林开会。英国工会要求在委员会的章程中增加一条，即禁止批评他们的行为。可笑的是，莫斯科接受这一要求。对第三国际来说，与“叛徒”继续团结比向工人阶级讲真话更重要。
1927年5月12日，阿科斯（Arcos）突袭事件导致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崩溃。苏联工会领导人要求召开英俄委员会大会，但被拒绝。该委员会已经崩溃了。
苏联工会继续允许自己被改良派充作左翼掩护，只需足够长的时间来背叛总罢工，然后就像一块脏布一样被丢弃。
必须吸取这一教训
几天后，托洛茨基写道：
“反对派在其著作中预言，在背叛后还继续维持英俄委员会将稳步加强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的地位，后者将不可避免地从被告变成检察官......我们真正的朋友，革命工人，只能被幻想和虚伪的政策所欺骗和削弱。”
1927年8月1日，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大会上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就他们寄希望于工会联合会“左翼” 而非英共和全国少数派运动的行为发表讲话：“你们拒绝了革命者，支持了反动派”。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大会上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就他们寄希望于工会联合会“左翼”而非英共和全国少数派运动的行为发表讲话：“你们拒绝了革命者，支持了反动派”。//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他将这一政策与同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对比：“你们目前的政策是一项在国际范围内由腐朽的道具组成的政策组合而成的......这些道具中的每一个都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坏掉了。”
托洛茨基说的对。是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走捷径）导致这一灾难性政策的出现：不去耐心对工会成员做共产主义思想工作，而是走与工会官僚机构交好这条捷径。
英俄委员会本应是一个临时的、辅助性的机构，但它却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在英国政策的核心支点。并最终以灾难性失败告终，这就是走捷径的后果。
在大罢工后的几个月里，英共人数曾短暂激增到12000人。但到英俄委员会解散时，又迅速降至7000人。到1930年，随着第三国际“第三时期”政策的施行，最终降至2500人。
英共未能从英俄委员会和大罢工中吸取教训，因此他们被工人阶级抛弃，流失成员和影响力。
直到今天，现英共（旧的英共残余）仍没有从这一毁灭性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中吸取教训。2020年，英共谈到1926年大罢工时说：
“工会联合会右翼和保守党成功地阻止了工人阶级动员这一高度危险的进程......然而，这对政府和右翼分子来说都付出了巨大的意识形态代价......政府至少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暂时失败了。”
现英共领导层继续用“胜利”来描述自身的失败。最重要的是，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左翼”工会领导人所扮演的背叛角色、英俄委员会的不幸遭遇，以及英共领导层和第三国际领导层的错误。换句话说，他们掩饰他们的斯大林主义过去和它的错误。
当斯大林主义者试图掩饰他们犯下的错误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揭露他们并从中吸取教训。
英俄委员会事件对那些试图将激进思想与当今工会成员的斗争联系起来的人有丰富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现在比以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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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可参考：《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ii] 这一年的实践同时也是对斯大林所宣布的理论的检验...谋求联盟并同“领袖们”保持联盟...这种“不跳越阶段”的尾巴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国民党和英国英俄委员会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从对叛徒进行所谓的“无情批评”滑向公开地和赤裸裸地同他们称兄道弟。《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