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吹嘘党的统治如何领导建设了一个繁荣、自信、幸福的中国，来庆祝自己的第100周年党庆。然而不到一年后，中国的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不满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一贯神秘难测的党国官僚体制的高层们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分歧。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而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6月28日。译者：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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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紧急电话会议
中国官僚机构当前的危机被官方的反常行为泄露出来了。其中最不寻常的情况当属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规模巨大的电话会议包括从中央政府最高层到县级官僚的各级官员，俗称“十万人大会”。该会议的性质被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描述为“前所未有的”。
此外，总理李克强一反中共官员惯例，使用了直白坦率的语气报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前景：
“我想2020年我们突如其来的一局冲击都过去了，现在有些同志说现在发生的情况，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上比2020年可能还严重，也许在某些行业中有些方面是这样，但总体讲我们有两年半的经验，应该有信心，突如其来的困难都过来了，我们居然实现了当年世界主要经济当中的唯一正增长。
现在我们也应该克服眼前的困难，实现二季度的正增长，实现二季度失业率的下降。我这里就不跟你们讲财政了，财政中央都想办法，你们自己各地把自己保住，咱们这两条要做到，然后才能够努力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其中一个基础现在是关键的时刻方法。我们开这个会的必要性大家应该可以听清楚。”
总理李克强一反中共官员惯例，使用了直白坦率的语气报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图片来源：Marcelo Camargo/Agência Brasil
这场会议并没有透露任何新讯息。相反，它旨在敦促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在五月出台的“33项稳定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命令中央和地方政府执行凯恩斯主义措施，例如退税、赤字开支、发行债券，以及一些其它的措施来刺激消费和投资。
正如国盛证券的分析师熊园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指出的观察，这场会议是关于“抓落实、强监督”的，不仅是因为形势严峻，也是因为“近几个月政策出了很多，但没能有效落地”。
虽然中央的指令和地方的执行之间一直存在差距，最近对抗新冠奥米克戎变种爆发的严苛封锁措施严重地撕开了一道鸿沟。上海就是最具说明性的一例。在那里，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和中央的指令发生冲突，导致了草率而朝令夕改的政策、经济混乱以及广泛的不满。现在为了对抗封锁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北京的最高层官员直接对县一级官员当面发号施令以求统一意见、塑造共识，避免出现类似之前的中央-地方不一致而进一步恶化、动摇局势。
然而经济动荡的根源并不在各级政府执行政策时的不一致。相反，它源自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有机的、系统性的危机。再多的“命令主义”，哪怕习近平把它发展到再高的新高度，也不能理清地区间的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当然还有日益加重的阶级间的不平等。
负债累累的省份，如青海、黑龙江、宁夏和内蒙古等——截至2020年其支出和负债率超过300%，并已经为了减少债务做出可见的努力——面对着中央的凯恩斯主义措施的要求将陷入两难的困境。富裕的行政区域，如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在尝试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还将因中央尝试支持贫困地区的尝试而承受经济负担。
这些问题表达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存在的现状。计划经济被摧毁导致许多省份陷入贫困，而财富和资源都被集中到少数地方，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为了利润和剥削而集中投资。这种不平衡，配合上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封锁措施，将给整个中共政权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以市场经济为根基的中共政权所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下属采取凯恩斯主义赤字开支措施。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许多省份迫近像今年早些时候黑龙江的鹤岗市所面临的那种财政灾难：当地政府不得不实行招聘冻结，甚至追回给公务员发放的奖金。
然而冲突不仅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党的最高层，分歧开始暴露给全世界。
习与李：官僚内部两种考量的冲突
自从2017年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巩固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全国最高领导人地位，其权势在历史上只有毛泽东可以媲美。这些年来，他逐渐铲除了政敌，并颠覆了邓小平设置的许多集体领导的安排，包括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几乎不掩饰他对成为终身统治者的争取。要是习近平在今年的20大史无前例地第三次成功“被选举连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将正式确认他登基在位。过去的一整段时间里，习近平不仅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挑战者，甚至似乎确保了整个官僚机构完全服从他的每个命令——直到现在。
随着上海的混乱封锁开始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官僚机构的各个部分开始悄悄质疑中国严苛的“清零”政策的可行性。诚然，该政权在早期采取的严格措施成功避免了中国境内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爆发和死亡。但是随着其余世界开始采取“和病毒共存”的立场，允许病毒在全球人口中自由传播，那些下令迅速地封锁并对数百万人进行每日核酸检测的“清零”措施不仅是徒劳的，对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更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在“清零”问题上松口也会打击中共当局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将损害中共之前的声明：中国在遏制病毒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特别是习近平的领导。习近平在5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宣布这是不可接受的。通过人民日报对会议的报道，习近平宣布：
“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我们的重点）
习近平通过这几句话明确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沉重的经济代价——维持防疫措施。
但这一声明与随后李克强召开的“十万干部”会议相矛盾：会议强调要保持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需要放松“清零”措施。
概括地说，分歧发生在允许中共维持其资本主义专制至今的两个支柱之间：一方面，它必须为群众提供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必须让群众保持对高度集权的党国的信任。在以前，这两件事是齐头并进的。但随着病毒突然出现，这两条腿开始迈向不同的方向。
习近平选择站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威信这边是很自然的。他是整个党国官僚机构的公众形象，因此，一旦放松措施导致了疫情爆发（以及在西方看到的那种后果），就会由他来承受群众可能产生的愤怒。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疫苗的效果被证明不如西方的疫苗，尤其是面对奥米克戎变种时。这种结果可能会严重威胁习近平通往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最高领导人任期的仕途。
这两种考虑之间的分歧导致迄今为止的前后矛盾的政策。有时，封锁似乎很快得到执行，但后来又放松了，而群众则继续收到关于封锁何时结束的混杂信息。对于政府最终将如何面对 新冠疫情现已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一现实，没有明确的信号或路标。这种前进方向的缺失——同习和李试图为各自利益而制定方案所表现出的坚决相反——现在正从下方煽动着不满的火焰。
易燃物质
甚至在这次的新一轮疫情引发的动荡之前，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的国家。其中一例是，当恒大危机里潜藏着的经济炸弹仍未得到解决时，另一家地产开发商融创正在受到债务危机的打击，房地产市场看起来在逐渐靠近灾难边缘。
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的国家；例如，恒大危机里潜藏着的经济炸弹仍未得到解决。//图片来源：Windmemories
各种社会事件，例如徐州的被铁链囚禁的八孩母亲事件，或者最近发生在唐山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以及警方对事件的故意不作为，也立即在公众中，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的愤慨。近来，对于荒谬的社会不公的愤怒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所有这些都在加强一个正在群众间快速发展的观点：当前社会存在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势下，封锁措施带来的额外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是给骆驼背载上了一整捆稻草。在某些事例中，这实际上导致了现实示威，例如上海各处的小规模骚乱，或者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学生自发聚集起来抗议粗暴野蛮的封锁。据报道，天津大学的学生们甚至高呼“打倒官僚主义！”
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达了对中国进行变革的深刻必要性。更准确地说，需要通过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中共政权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异想天开正在变成群众的噩梦。再多的经济刺激或官僚措施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体制的有机的、系统性的矛盾。群众迟早要把他们的不满从键盘上带到街头，而他们将需要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战胜他们的统治阶级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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