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个月内,中共政权所采取各项严厉措施震惊了社会,并引发了广泛的猜测。政府对一些大型私营企业进行了惩戒,同时对娱乐业施加了大范围的监管。这些措施背后的动机被所有主要官方媒体宣传的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概括。但是,中共党国是否真的在领导一场社会变革?还是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在捍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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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鞭打的资本家
在今年7月中共建党100周年之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波针对多行业私人企业的震慑行动。据《经济学人》杂志估计,截至8月中旬已经有“50多起针对几十家公司的监管行动,涉及从反垄断滥用到数据违规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指控罪行。政府禁令和罚款的威胁已经拖累了股价,使投资者损失了约10万亿美元”。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措施落在了科技业。直到最近,科技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7月,政府以“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问题”为由对共享出租车巨头滴滴进行了调查。此后不久,中共下令将滴滴运营的25个App从所有在中国运营的主要App商店中删除。这发生在滴滴在美国上市之后不久,由于担心其他公司遭到类似待遇,中国所有主要私营科技公司的股价都出现了暴跌。
然而,最大的棒子又落在了马云身上。早在2020年底,马云旗下的企业——蚂蚁金服集团和阿里巴巴——就被政府采取监管措施加以惩罚。今年4月,阿里巴巴又被处以182亿人民币(28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本月,政府明确命令阿里巴巴停止在其平台上屏蔽其竞争对手的链接。截至9月13日,《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国政府泄露的计划,即把支付宝这个超级业务从马云的蚂蚁集团中剥离出来,从而将前者置于蚂蚁集团和国有企业浙江旅游投资集团的平等所有权之下。
马云被迫大大收敛他的“人民富豪”的明星形象,仅在少数场合出现在公众面前,以避免反弹。然而,在神隐了四个月后,马云在一个数码农场做了一次低调的公开露面。对此中共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发表声明作为回应,谴责垄断破坏“公平竞争”并“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马云如今已经成为中共当局最偏好追打的对象。
然而中共对私营企业的干预远远超出了科技巨头的范围。另一个被影响的主要部门是房地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的恒大集团持续是党国的主要目标。7月19日,中国法院冻结了恒大主要在岸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因未能偿还债务而持有的1.32亿元人民币(2000万美元)存款。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监管机构约谈了恒大集团的高层,并命令他们立即解决该公司积累的巨额债务,截至本文撰稿之际,恒大债务已达570亿元人民币(约89亿美元)。据彭博社报道,中央已经指示广东省政府制定一个计划来处理恒大的债务问题,包括与该公司资产的潜在买家进行协调。
除了科技和房地产,食品配送巨头美团最近也被处以1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而私人辅导课业——这个在中国每年赚进1000亿美元的产业——被命令今后只能在非营利基础上运营,并被禁止开展暑期班。
上述措施并不是中共的新措施。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持续引入越来越多的法规,试图借此创造市场稳定。现在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此类措施被快速和大规模地部署。这首先说明,早先试图监管市场的做法并没有阻止它变得不稳定,进而破坏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因此,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介入,试图鞭策那些特立独行的资本家回到正轨。
被下架的明星
在中国私营企业界的经历动荡的同时,政府也对中国的娱乐圈进行了打击。8月,许多高知名度的明星被打成“劣迹艺人”,并受到如重大罚款到作品下架的惩罚。娱乐网站和社交网络被置于一系列新法规管理之下。粉丝社群被要求向他们偶像的管理公司注册并接受其监督。
表面上看,这是政府为打击他们认为是娱乐业培养的高度物质化和有毒的文化所做的努力。诚然,中国的粉丝文化或“饭圈”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通过动员狂热的粉丝参与比赛、活动和其他行动,与饭圈相关的经济被粉丝给的现金所淹没。2019年,中国文化和娱乐业的总收入估计约为1520亿人民币。
娱乐业方面的大力行销是为了诱使自我组织的粉丝俱乐部进行极端活动。例如,一个名为 “青春有你3”的明星竞赛节目引入了一种机制,通过让粉丝使用印在蒙牛牛奶瓶盖上的选票来为他们偏好的明星投票。这导致了数万名粉丝汇集大量现金(6小时内积攒到数千万元人民币),购满了千万瓶牛奶以取其瓶盖,大量未使用的牛奶则被直接倒掉。
如果这些事件还不够惊人的话,在粉丝文化中还广泛存在着网络霸凌、个资泄漏、向平台甚至当局举报“敌人”等事件。如果几个明星被卷入公共争议,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会在网上互相厮杀,以维护各自偶像的荣誉。看到这一切,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的官方声明以“乌烟瘴气”来描述饭圈文化。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普通网民可能会欢迎政府对饭圈文化的打击,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娱乐文化的其他方面与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如何相悖的。借由保持社会的稳定来巩固自己的独裁,是中共的首要考量。
在饭圈团所组织的各种行为背后,粉丝们巨大的自我组织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已经能够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上从事高度协调和集中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往往是非政治性,无建设性甚至是反动的,但由于它们不在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因此后者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中共旨在深化对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监督和控制,以遏制阶级斗争,因此认为有必要对饭圈团体进行密切监督。
对明星的清洗也有一个政治层面。这并不是说明星们本身在群众的意识中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当然不是如此。然而,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中共政权某些政治对手的亲密关系,可能会激发中共无法控制的底层愤怒情绪的表达。
例如,歌手和电视演员吴亦凡被打上了“劣迹艺人”的标签,不仅是因为他涉嫌强奸的高调丑闻,也因为他持有加拿大护照。一个拥有外国护照的千万富翁明星随心所欲的形象,有可能点燃来自下面的巨大阶级愤怒。因此,政府不得不介入,在愤怒情绪形成之前将吴亦凡从镁光灯下拉走。
另一个案例是中文世界最知名的女演员之一赵薇的落马。8月下旬,赵薇的名字和作品突然从所有主要视频流媒体平台上被删除。官方没有对赵薇的这次清洗作出解释。然而,在同一天,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赵薇早在2001年就有的各种“反华”丑闻,并概述了她奢华的海外财产。据猜测,赵薇和她的丈夫黄有龙与马云关系密切,后者是阿里巴巴影业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因此,赵薇很可能只是中共政府打击马云的过程中收到波及。
归根究底,中国混乱的娱乐和追星文化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虽然它看起来远不如现代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那么“体面”和“有教养”,但它仍然是一个极度异化的社会的自然结果,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变成了为老板生产利润的齿轮,而不是作为人活着。由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前景,粉丝们将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投射到屏幕上的明星身上,不顾一切地想要感受自己生活有着某种意义。
人们可能会抱怨粉丝团的幼稚行为,但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选择 “躺平”,而不听信通过“中国梦”可以实现荣华富贵的虚假承诺。这个社会让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缓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挫折感。无论饭圈团是如何误入歧途,至少他们为参与其中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种社区、团结和目的感,这些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从他们身上剥夺的。政府也许可以打击粉丝的某些行为,但他们无法阻止年轻人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迟早会转化为广大中国青年的政治意识。
一场“深刻的革命”还是更多的一成不变?
中共在过去两个月内采取的严厉措施在一篇被所有主要政府媒体转发的贴文中得到了一种微妙的正当化。这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贴文随后被广泛踹测它实际上是否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宣言,以及这是否是后者向左激进的标志。
这篇贴文描述了中共最近针对私营部门和娱乐业的措施,认为这是确保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攻势下不会走苏联的道路所必需的。文章还称颂这些政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的一部分:
“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
这种怀念政府毛泽东时代的语言,让许多资本家以及西方政府感到震惊。海外的中国反对派人士猜测,政府正在开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2.0”。中共当局政府在8月中旬提出了 “共同富裕”的新口号,强调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切加重了资本家的焦虑。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質疑:中国是否真的在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意味着对政治秩序或社会经济制度的彻底推翻。社会主义革命是指工人阶级推翻执政的资本主义阶级,建立一个有计划的、民主管理的经济,然后扩散到国际层面。
目前中国显然没有发生政治革命,因为中共的独裁统治仍然没有受到挑战。许多人问的更贴切的问题当然是關於经济的问题:“中国是否会回到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计划经济?”
中共政权近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确实比西方资本家所习惯的要强得多。事实上,它们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党的官僚机构在总体上独立于資產阶级,而西方政客們则屈从于大资本。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资本家对这种力量平衡深感不安,担心官僚机构的任性措施会阻碍他们的获利,甚至担心一些资本家会被政权征收的可能性。忧心忡忡的大亨乔治·索罗斯甚至在《金融时报》撰文警告,习近平正在 “建立一个升级版的毛泽东党”。
然而,在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监管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性质。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管制而不是废除根本上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他们希望利用这些强有力的规则和监督来拉回那些最特立独行和破坏稳定的资本家,以促进“公平竞争”和“健康市场”。因此,尽管有大量的罚款,强迫公司重组,以及对个别富豪的羞辱,促成这些财团巨兽发展的经济基础仍然完全没有改变。事实上,尽管有各种“反垄断”措施,大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中占有压倒性地位。
归根结底,中共采取的措施不是革命主义的,而是改良主义的。他们希望通过引入更多的法规,通过政府的监视,可以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垄断、风险投资、危机和其他问题。他们想象,通过强有力的、系统的政府干预和监督,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调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可以得到解决。如果党国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资格就可以在群众面前得到证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明白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觉。只要有利润可图,市场本身就会奖励“特立独行”的活动,如风险投资、诈骗或“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无论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受到惩罚或产生多少监管,资本主义将继续产生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就像腐烂的树上长出的蘑菇。但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社会分化为阶级为前提的体系,在这个体制下,少数统治阶级支配和剥削大多数工人阶级。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仍然存在,即私有财产、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利润动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就不可能有平等。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再多的监管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当今的中国也不例外。解决这个体系中固有的这些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这也当然是中共没有意愿实现的。
因此,这些监管措施与“深刻的革命”截然相反。它们实际上是在试图维护过去二十年来在中国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在当局宣传上述贴文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为新的证券交易所揭幕,而中共的经济沙皇刘鹤则申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在“共同富裕”的口号提出后不久,该党花时间向资本家阶层保证,共同富裕不会通过 “杀富济贫”来实现。
这些监管措施的部署之所以加快,只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危险已经被放大。来自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也迫使中共政府消除任何可以用来对付它的国内力量,特别是在强大的资本家和自我组织的网络社区中。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不幸的是,这些政策正被中国社会爆发的危机所超越。
变化的情势
中国经济尽管从新冠疫情中比西方经济复苏的较好,但它仍被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问题所困扰着。2021年下半年经济放缓的迹象迅速浮现。8月份的消费收入和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去年同期。
最重要的是,在本文付梓之际,一颗巨大的债务炸弹正蓄势待发。前文提到的房地产企业集团——恒大集团,现在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9月14日,关于恒大即将宣布破产的传言开始散发。同一天,一群投资者来到恒大的北京总部,要求兑付逾期金融商品。9月15日上午,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代表恒大宣布,恒大将无法履行其9月20日到期的债务利息支付。据悉,政府正计划派遣一个管理团队到恒大公司内处理这一情况。这场债务危机如何发展及其具体影响仍有待观察,但对潜在连锁反应的焦虑已经很明显。彭博社指出,恒大的违约可能“让银行和投资者承担数百亿美元的债务”。
恒大的违约危机可能对中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然而债务违约引发的连锁反应的阴影已经困扰中国一段时间了。公共部门也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问题。去年年底,许多行业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拖欠债务,在市场上引起了轰动。当时,政府出面解决了危机,但政府干预并不能神奇地使坏账消失。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许多债务违约行为需要多年才能完全解决,并将继续在经济中产生涟漪。
这些只是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几个比较明显的缩影,然而不难看出整个画面。中国正处于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的边缘,迟早会出现问题。政府将如何处理更大的危机洪流,还有待观察。
在钢丝上保持平衡
甚至在资本家阶级和中共政府对经济状况感到紧张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这种潜在的政治不稳定是中共关注的首要问题。
中共乐于将中国的经济复苏相对好于西方的事实归功于自己的施政。尽管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仅仅意味着中国社会内部既有的社会矛盾已经恢复了发展。
这解释了网路上近来为何突然出现了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现在的不快和对未来的无望。各种事件,如一名年轻包身工的自杀和阿里巴巴高层管理人员包庇性侵犯的事件,都激发了网上的激烈讨论,充满了对现有体制的合理阶级愤怒。对臭名昭著的“996”工时制的不满规模达到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8月27日,人民法院澄清,996制度实际上是违反法律的。他们是否会根据这一司法裁决采取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是,政府并不仅仅是提供让步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它还以残酷的镇压作为回应。中国最英勇的阶级斗士因其活动而面临的惩罚远比大型企业因其商业行为而受到的惩罚更严厉。3月,一名送餐员因试图组织罢工和在政府官方工会之外组建工会而被逮捕。9月初,一名研究广西劳动条件的香港大学毕业生被指控为 “颠覆政府政权”而被捕。
虽然政治不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社会基层,但在中共内部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成为其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资产阶级在中共队伍内部的存在越来越多。党员马云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在现阶段,他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党的权力,甚至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挑战习近平的地步,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自己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最近,浙江省杭州市市委书记周江勇被解职并被拘留。杭州是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而据说周的家人与马云关系密切。此外,2.5万名浙江党员干部被命令 “自查自纠”涉及自身或家人的不正当商业关系。
这表明,在中共内有一个潜在的相当规模的集团可能比中央的人更直接地受到来自资本家的压力。这将产生另一个变数,甚至是对党中央实施其议程时的威胁。
中共政府会发现,就在经济矛盾表现出来的同时,来自上层和下层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凸显。习近平和中共不得不在中国各阶级之间保持谨慎的波拿巴主义平衡。然而他们会发现:在日益强大的经济逆风下,他们的平衡行为将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困难。
中共最近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并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动力,而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绝望尝试。国际媒体主要担心中国是否会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但中共实际上是在移山填海,试图阻止中国的经济崩盘。与此同时,中国工人和青年的利益却继续被忽视,中共现在能提供给他们的唯一东西就是关于“共同富裕”的空话。
然而,无论中共政府多么强大,他们都无力阻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他们努力维持的社会稳定解体。恒大当前发展的债务危机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发展及其后果。我们没有一个水晶球来预测确切的结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统治阶级的深刻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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