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进一步，退两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一书中，列宁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造成的影响。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俄国工人运动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著名的分裂。然而，分裂最初并不涉及政治和观点上的分歧，而是在看似次要的组织问题上爆发的。只是在随后几年，尤其是1905年革命前后，这些分歧才变得尖锐明显，最终导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于1912年正式且最终分裂。（按：原文于2024年3月20日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法尔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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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期间以及紧接着大会结束后，列宁被其对手指责有“独裁”行为，这些指控则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诽谤强化了。但他本人的叙述却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揭示了在看似琐碎的组织问题的分歧背后真正的政治内涵，而这些分歧后来被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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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圈子到专业化政党

长期以来，列宁一直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萌芽力量的业余主义作斗争。//图片来源：《共产党人》报

长期以来，列宁一直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萌芽力量的业余主义作斗争，尤其是当新的罢工浪潮预示着该国阶级斗争的复兴时。

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在结束后遭到严厉镇压，其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在这种情况下，纪律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流亡到西欧的列宁竭力反对当时盛行的不正规性和他所谓的“小圈子心态”。取而代之的是，他主张在一个共同的核心和纪律下，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训，这是列宁一直强调的。

这场斗争是通过在国外出版并走私到俄国的《火星报》（Iskra）进行的。尽管1901年底《火星报》在俄国只有9名代理人，但它还是打动了俄国工人中的先进阶层，并迅速获得了支持。

1902年，由六名移居国外者（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佐夫）组成的编辑部迁往伦敦。随着《火星报》读者群和代理网络的扩大，编辑部的权威也随之增强。但是，当《火星报》发展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趋势时，其领导层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尽管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普列汉诺夫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但他开始感到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这伤到了他的自尊， 使得他变得难以共事。与此同时，他的劳动解放社中的其他“元老”多年来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贡献，但仍然担任着重要职务。其中一些“元老”还对列宁针对自由派的严厉批评表示不满，这预示着未来的政治分歧。

尽管如此，《火星报》编辑部还是团结一致，反对像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这样反对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主张实行松散的联邦制的组织；反对所谓的经济主义者（围绕《工人事业》组织）这些试图通过只关注经济问题“面包和黄油”来磨平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棱角的组织。

《火星报》在1903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正式代表大会，这本可以成为《火星报》在与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有力的证明。但实际上却出乎所有与会者的意料，这次代表大会凸显了《火星报》支持者之间的深刻分歧。

四分五裂

列宁认为这位“雏鹰”(托洛茨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论战家和作家，并希望他能在论战中成为自己的“盾牌”。//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大会最终于1903年7月1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但由于警方的审查，大会被迫迁至伦敦的一位渔夫的小屋。4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23岁的列夫·托洛茨基。列宁认为这位“雏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论战家和作家，并希望他能在论战中成为自己的“盾牌”。一些代表在会议结束前被驱逐出境，部分原因是组织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是保卫部的特工。

《火星报》小组一开始就获得了33票的绝对多数。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该派别内部出现了分歧，首先是在第22次会议期间，在党章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列宁关于党员标准的草案写道“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与此同时，马尔托夫只要求“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这种细微的差别反映了马尔托夫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和解态度。阿克雪里罗得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指出

“‘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

这些人正是需要抛弃掉的人！马尔托夫的建议混淆了党员和学术同情者之间的界限，显示出“小圈子心态”的影响挥之不去，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组织松散，个人关系凌驾于政治之上。列宁回答说：

“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

不过，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主动让步，表示这不一定会导致党的分裂。

右派（来自《工人事业》和崩得的代表）和摇摆不定的《火星报》“沼泽派”成员之间的集团以28票对23票支持马尔托夫。但这一结果在第27次会议后发生了逆转，崩得联盟的代表在会上要求垄断与俄国犹太工人有关的一切事务。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投了反对票，后者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反对意见。这导致了崩得主义者退场。

在代表大会承认与他们敌对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为该党在国外的唯一代表后，《工人事业》的支持者们很快跟进了他们的步伐。党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列宁仍占多数（俄语中的“bolshinstvo”正是布尔什维克派名称的由来），而马尔托夫则占少数（menshinstvo，即孟什维克）。

但在报纸编辑部和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火星报》内部再次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列宁要求成立一个精简的三人编辑委员会，并把那些不再对政治工作做出认真贡献的“元老”从这两个机构中清除出去。

他所希望的只是党及其机关有一个正常运作的领导层，而三人编委会将确保在所有决策中都有明确的多数票，从而有利于党及其机关的正常运作。然而，这一提议还是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托洛茨基（他后来承认，他仍为那些元老感到某种青春的感伤）斥责列宁是独裁者。

列宁对这种反应大吃一惊，尤其是他曾毫无争议地向老编辑部提出过这一建议。他正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即这又是旧习惯造成的，在旧习惯中，个人受伤的自尊心被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

由于崩得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的缺席，列宁赢得了多数票，但尽管马尔托夫被邀请作为少数派的代表进入编辑部，他却傲慢地拒绝担任这一职务。

总结经验教训

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但列宁对代表大会的结果感到痛心。//图片：公有领域

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但列宁对代表大会的结果感到痛心，代表们在激烈的争吵和谣言中四分五裂。

马尔托夫派不遗余力地谴责列宁的“独裁倾向”和“无情的中央集权”，尽管后者曾多次尝试合作。托洛茨基在事后撰文对列宁的“雅各宾主义”进行了严厉的评价，列宁颇为自豪地接受了这一评价，并回答说：“一个完全认同无产阶级组织的雅各宾派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托洛茨基很快就与孟什维克决裂，并在列宁逝世多年后，在自传中对自己年轻时错误进行了批判：“与仍处于准备阶段的老一辈决裂，是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理解了这一点”。

与对列宁的指控相反，是孟什维克派采取了可耻的反民主行动。他们发起了一场破坏运动，成立了一个影子中央委员会，以防可能发生的分裂，并在他们控制的外国报刊上诽谤列宁。

马尔托夫臭名昭著地指责列宁在党内煽动“戒严状态”，仅仅因为他试图执行党的最高代表大会的民主授权，而马尔托夫本人却拒绝尊重这一授权。

最后，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普列汉诺夫摇摆不定，转而支持孟什维克，让孟什维克在1903年9月夺回了对《火星报》的控制权，尽管他在代表大会上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对列宁造成了损伤。从磨难中恢复过来后，他开始撰写《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以正视听。

他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分歧的根本原因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党内“强硬”的革命派与对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持“软弱”态度、不愿建立取得胜利所需的无产阶级战斗党的机会主义者之间出现了裂痕：

“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当这本小册子于1904年5月出版时，这一直言不讳的评价激起了少数派进一步的愤怒，但未来几年的风雨飘摇以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最终分裂将证明列宁的预言是正确的。

虽然1903年代表大会在党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主要围绕着对组织原则的态度。事件的考验——首先是1905年的重大革命事件——才使俄国革命者在政治观点和任务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列宁在另一部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并尖锐分析了这一关键年份出现的分歧，我们在下周将会深入讨论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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