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报导最初是由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义大利支部“左翼阶级革命”（Sinistra classe rivoluzione）于2月26日发表，批评了意大利政府对当地冠状病毒疫情的对策。义大利当局不但没有妥善宣导和保护公众健康，反而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采取了低效的措施，并乘机压制了罢工和公众集会的民主权利。）
公众惧怕COVID- 19（冠状病毒）在义大利的扩散是有道理的。民众的恐惧最主要是给予病毒的危险尚未被完全了解。面对此尚待评估的现象，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公众社会行为上都理应抱持谨慎态度。
然而，义大利中央政府以及其他行政机构至今所采取的措施并未能正确宣导群众，或是承担责任，反而激起了恐惧和消极情绪，同时让劳工和贫民们承担政府措施的大部分后果。
政府颁布了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法令：人们可以去上班，可以去购物中心（不管有没有恐慌或囤积的现象），但除此之外，建议大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并“信任当局”。
此外，义大利至今约有50,000人被隔离。他们被隔离在被视为是传染风险最高的的城市内。
政府措施有效吗？
政府是否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来控制疫情？这很值得我们质疑。过去的流行病（H1N1和SARS）疫情的研究表明，铺天盖地的控制措施（如边境，机场管制以及大规模隔离等）却带来乏善可陈的成果，反而将宝贵的资源花费在效果有限的措施上。
在我们理解这次不带有症状的人仍然能够传播病毒的前提下，此一事实在当今的环境下更加明显。如果有针对性地将控制和隔离措施用于具高度传染性风险的人们，实际上则可以更有效地推行防疫工作。
义大利政府措施反而助长了恐慌和假信息。 //图片来源：Dany Crash
媒体和乔装成病毒学家谈话节目人物更是火上加油。将冠状病毒与“西班牙流感”进行比较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警惕范围：在经历过一场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西班牙流感夺走了千万个已经饱受饥饿和疾病摧残的生命，更影响了百万名长期生活在战壕内的士兵，当时国家健康服务系统也不存在。这与今天的情况有何干系？
况且，冠状病毒的高死亡率（2.3％的病例，比正常流感高出20倍）也需要在一些前提下理解，因为它不成比例地影响老年患者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不幸丧生的患者们也多半实在疫情爆发最初期不久后离世，而当时此病毒的真正危险性也并没有被公诸于世，必要的对策也还没被实施。
这不是巧合。在中国，死亡率最高的省份是别初期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省（死亡率为2.9％），而疫情稍后触及到的各省平均死亡率则降至0.4%。
这些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玩弄抽象的数据来缩小甚至忽略疫情的危险。反之：我们首先要通过理解情况来保护自己。但是，义大利政府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却恰恰相反：请尽量的恐惧，但也请好自为之。
您有年幼的孩子因为学校关闭而上不了学了吗？那是你的问题。您是不稳定工作者（如千万名运作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吗？请乖乖呆在家修无薪假。在米兰，所有酒吧一律停业...在晚上六点和早上六点之间。请大家照常上班，如果被感染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但上班时也不要去公司的食堂。
你可以去工厂上工，到超市为客人结帐，开车或在市区内送货，但是由小镇体育俱乐部组织的越野比赛却会被区、市长们百般阻挠。
政府颁布的这些法令包含了数百种荒谬且引人震怒的矛盾。
对整个区或和社区施加的隔离措施实际上会让病毒更加容易传播。停泊在日本的“钻石公主”邮轮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遭到的隔离使3700名乘客和船员中的690人患病。经过数周的争论和冲突后，全世界才最终清楚地知道，就算有个别病人需要遭受必要的隔离，也必须要在陆地上实施。
压制集会
义大利政府的疫情措施客观性地赶上了极右“联盟党”（Lega）一直以来推行的边境管制政策。这一措施初期的表面成果，也让（突然不被政府反对）的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受宠若惊，只有呼吁追加关闭义大利与法国边境的余地。大概是踌躇满志的义大利政府，更进一步试着禁止示威活动，不管是户外的还是室内的。他们还悄悄地发布了一份“邀请书”（实际上是命令），“邀请”人民在直到3月31日暂停所有罢工和政治示威。
因此，面临着被资方关场的惠而浦（Whirlpool）劳工们，被恶意解雇的意大利航空（Air Italy）和欧尚（Auchan）员工们，还有仍然没有工作合约的义大利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们，通通都必须保持沉默，不要抗议！请你们前往购物中心消费买进物资，回到家后闭门封关，然后打开电视看着戴着口罩的媒体人物们告诉你疫情如何在蔓延。
义大利政府实际上正追随着极右“联盟党”所提倡的政策，并借机打压公众集会，罢工和劳共组织。 //图片来源：Presidenza della Repubblica广场
更是可耻的是，各大工会领袖也接受了政府颁布的这些措施，甚至下令停止任何工会在工作场所内的集会。
谈到工会和工人，我们也要想到：现在，每个人都急着赞许一线医疗工作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的勇何。这些工作者们采取了两班制，并让自己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下。但是，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记得这批工人与义大利政府的合同早在18个月前就已到期。义大利公营企业“公司化”（Corporatisation）实施30年后，国家医疗服务系统遭到系统破坏，造成医疗设施（包括重症监护病房）的关闭和合并，床位削减和削减预防和区镇医疗服务。区域化和公司化意味着区镇和中央机构之间的协调减少，以牺牲公民的健康和劳工的环境为代价。这些政策给肥大了私营机构，但后者至今却没有为防疫工作做出一丁点的努力。
工会不该在此刻对着政府卑躬屈膝，而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劳工，并防止当下紧急情况的所有支出会被被转嫁给劳工们。工会活跃者们尤其必须向当局要求：
- 为所有因政府法令而被迫失去工作日的劳工（包括关闭其工作场所（如电影院，餐饮等）），或因政府其他法令（如对学校，护理设施等的限制）而受到影响的民众，如需要照顾未成年人，老人，残障人士等的一般人士却无法获得公共服务支持的人们，提供社会保障网。
- 社会保障网扩张至因故被迫滞留家中的不稳定工作者们。
- 向私营医疗企业的老板和股东们无偿征收公家医疗机构所承受的支出。
- 提供所有公营机构医疗工作者提供合理的新合约。
- 任何工作场所防护设备的支出，包括健康培训和其他预防措施的费用必须完全由老板承担，并在工会厂房代表的管理下实施。
- 拒绝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包括集会等）。任何例外情况必须在与劳工们讨论并争取后者同意后实施。
我们不接受政府以“紧急情况”的名义让劳资“平均负担”，却保证老板们可以持续让劳工们承担所有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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