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7年初写下此文(发表于《战斗派》，1977年4月1日第349期)，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下简称为“意共”）的领导者支持少数派基督教民主党（又译天民党）政府，而此政府正实施紧缩措施。1976年10月，此政府宣布计划后，意大利各地立即掀起一波自发的罢工潮。意共领导者利用他们在工人中的巨大威信，将工人拉回来，接受 “牺牲”，将其视为 “让经济重新站起来 ”的必要措施。那个时刻，代表意大利工人阶级被重大背叛，标志始于1969年著名的“热秋”阶级斗争浪潮结束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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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在1976-79年间支持基督教民主党，起初在议会中弃权，到1978年转为积极支持。代价是在1979年的选举中惨败。这篇文章原本预测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就像1973年智利发生的那样。一旦工人被公开背叛，意大利统治阶级就会发动政变。最终，事实证明不必如此。尽管如此，针对工人阶级的攻击的“温和反应”仍旧出现，始于1980年秋著名的菲亚特工人惨败——等同于1985年英国矿工罢工失败。
回顾那些历史事件，1977年显然是局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们就此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名为《处于革命边缘的意大利——70年代的教训》，为本文所述内容提供背景。1976-79年期间意共领导者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合作，为长期对工人阶级的无情和系统的攻击奠基。广泛的私有化、工资水平浮动的废除、加速和普遍的“灵活用工”、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化，都随之而来。
文章以乐观的角度结束了。意共的分裂早有预料，只是比预想的晚了14年——在1991年分裂。本文也着眼于意共内外建立一个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这项工作在1977年开启，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力量过于微薄，当时同志寥寥，作用渺渺。回顾那些事件，显然，1976年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公开背叛，为意共的失败，以及最终的解散做了奠基。
在本文中，我们想强调意共领导者在1976-79年间的祸害——他们极尽权力去阻挠工人阶级。意大利的工人，或者至少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信任他们的领导者。这也解释了随后的幻灭是多么深远而广泛。随后，一个拥有近200万党员的政党——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终被抹杀。
然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传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传统的余烬未曾熄尽：当今新青年，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危机，再次转向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葛兰西曾说：“……历史教人，但它没有学生”(见Italia e Spagna, L'Ordine Nuovo，1921年3月11日)。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生，历史的优生。我们用铭记代替遗忘，从中汲取。我们鞠躬尽瘁，以筑建可行的组织——它将是未来工人阶级革命党的集结中心。
正文
1976年10月，距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宣布了解决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的“紧缩计划”已有近6个月。自宣布以来，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即意共，对政府措施的实质给予支持。
上个月(1977年2月)，当意共工会领袖路易吉·拉玛（Luigi Lama）试图在罗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遭到了石块和砖块的猛烈抨击，几近骚乱。这是罗马学生对政党路线的反应。这确实反映了，即使不是以暴力的形式，也反映了许多工人日增的情绪。
汽油涨价25%；煤气涨价20%；化肥涨价15.2%；工资水平的下滑幅度将被阻止两年；每年的七天假将被取消(“以提高生产率”)。这还没完。
一周后，《晚邮报》刊登头条：《路上还有更多的牺牲——电费和电话费上涨》。邮政费将被修订。
如此“紧缩计划”并不是初次，过去几年除了紧缩还是紧缩。该政府能对工人阶级实施的攻击是有限度的。这次，他们几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
要宣布的措施几天前就被知晓。《团结报》(L'Unità，共产党的机关报)一直在发文，介绍“生产腾飞”的重要措施，而共产党的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拉玛则宣布“完全同意安德烈奥蒂的意见”。另一方面，工人展示完全反对。
在那不勒斯，10月4日，两班倒的工人罢工一小时。此前几月，北方发生大规模的农业工人示威活动，铁路工人也罢了工。
官方宣布措施后，工人们24小时内反应。在米兰阿尔法·罗密欧的阿雷塞工厂，油漆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一消息在工厂蔓延开，超过2500名工人走出工厂。这种情况又传到其他工厂。菲亚特的工人封锁蒂巴尔迪路上的交通长达半个小时。就连加油站的老板也罢工。汽油价格上涨对他们毫无益处，因为利润皆归政府。
总罢工似成定局，但被《全景》（Panorama）杂志一篇报道所描述的事终止，如下：
“这次打击宣布于1976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五晚。几小时后，北方的工厂已开始造反。在阿尔法·罗密欧的阿雷塞工厂，菲亚特在都灵的里瓦尔塔工厂，罢工野蛮地爆发了。抗议和示威几乎全境。都灵的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意大利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的联合会速度宣布10月13日星期三举行为期四个小时的总罢工。
“但愤怒的浪潮没使共产党人怔愣。因其强大的毛细结构和在整个意大利领土上的存在，一天内意共就能动员数万名活动家和当地领导人，来掌控离心力。主要行动在山麓地带进行。首先，卢西亚诺·巴萨（Luciano Barca）于10日周日在都灵阿尔菲里剧院给出的基本经济解释，现场挤满了工人。(前一天心脏病发作的巴萨在紧张的情况下成功地说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亲自说服工人的工作：11日凌晨5点，都灵共产党市长迭戈·诺维利（Diego Novelli）在米拉菲奥里1号大门会见工人。
“几乎同时，意共27个省和地区的领导到达将近全部都灵工厂。随后，地区秘书阿达尔贝托·米努奇抵达米拉菲奥里工厂，省书记伦佐·吉安诺蒂抵达里瓦尔塔工厂。
“在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巴里的米兰也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周日，乔治·纳波利塔诺在帕拉里多发表讲话，现场有来自阿勒玛尼亚、阿尔法·罗密欧和西门子的6000名工人)。
“在佛罗伦萨，所有‘红色’省和议会的行政长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在巴勒莫(西西里)，该党最高领导人之一保罗·布法里尼召集地区委员会会议，以确保他们能控制局势。”
由此可见，为阻挠工人，“共产党”领导者作此雄厚准备。事实上，这不足为奇。1974年12月10日，在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国际刑事法院秘书长贝林格在反思智利政变时说：“智利的悲惨经历证实并使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一直指导着我们的政治行为；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人民和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
这是意共的指导原则。这就是为何意共首脑竭力劝阻工人罢工。
10月8日开始的罢工潮基本非官方；它脱离公共部门委员会和工会领导人的掌控。都灵工会领导人试图通过号召13日罢工来使抗议活动正式进行。局势理应继续，推翻安德烈奥蒂政府。但这恰是意共领导层不愿看到的。
他们望保持一种“体面”和“理智”的姿态，为进入未来的联合政府铺路。1968年5月，在法国，诉求的一日总罢工演变成工人全面罢工，工会领导人很快便失去了对情况的控制，并抛出最明确的权力问题：由何阶级管理社会？意共领导人在10月份就知道，意大利也存在类似情况。他们决心阻止工人罢工。这一次，意共是成功的，工人们违心复工了。
意大利共产党此时尚未与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它在1976年7月的选举中得票涨幅7%，证明其受欢迎度。人们仍旧幻想，如此政府将为工人带来一波全面的改革浪潮。
若“共产”党确是一个革命党——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那么，它将把都灵事变传去整个意大利，并动员工人阶级拥护一项革命性计划。它将垄断企业国有化，推翻资本主义。意大利已处于革命前七年多了，社会转型条件早已成熟。意大利所缺少的，是一个大刀阔斧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
意共的纲领并无革命性，让意共领导人自辩吧。
意共的经济发言人卢西亚诺·巴卡在谈到经济时说：“要利用这样的能力，要保证企业自由发挥作用和空间，就必须把保证未来作为一种基本选择，选择多元化的企业。”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为了让资本家投资(“自由企业”)，我们——意共——保证我们将保持资本主义(或“多元化”)。意共领导人确信，就目前而言，意大利并未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他们的整个计划就是由此出发。他们要求去国有化！
至于军队，显而易见，意共的领导层已彻底堕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解释说，国家基本上是由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武装队伍”组成的。意共有不同观点。
贝林格在1974年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史上的一段时期，意大利共产党早已摆脱了旧的反军队态度。我们的主要理想和我们为和平、反对战争和各国人民团结而进行的持久战斗，并不使我们否认意大利也有组织有效的武装部队来保证其安全和国家独立的需要。
“我们希望武装力量的方向和组织完全符合宪法原则…
“我们希望我们的士兵能够以充分的威严和尊严，以及与人民的团结，履行他们对国家和他们宣誓效忠的机构的责任……”
法西斯分子
据透露，50%的军官同情法西斯，30%的军官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其余在其他较小的大商业政党之间分配支持，鲜有人支持意共。对于这个从墨索里尼时代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危险的反动军官阶层来说，贝林格寻求的是受到法西斯分子的保护！贝林格在结束他关于军队的演讲时写道：“……我们的立场是，安全部队应重组为两个基本军种：一个用来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个用来保卫民主宪政制度，防止内部颠覆！”
此军队纲领将导向工人阶级的失败和血腥镇压——这才是智利真正的教训。
在过去的五六年，甚至追溯至1964年，军队中更疯狂的分子曾多次尝试组织军事政变，但都搞砸了，或被资本的精明战术家终止了。军政变是资本家打出的底牌。首先，他们可选择向意共领导者施压，以阻挠工人行动。目前，意大利有一个少数派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之所以维继，只因议会中的意共代表准备弃权。但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弃权态度是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一位不识字的老农民住在没有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房子里，她在紧缩计划宣布后告诉我：
“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本可以阻止政府提高所有这些价格，但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只是想和基督教民主党分享这块馅饼。”
意共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理由是——通过与基督教民主党联合，他们不会把农民和店主吓倒在反动的怀抱中。然而，这位农妇就是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厌倦基督教民主党的腐败，他们盼望救世主。他们曾听闻“共产党”是革命的，就像牧师所言，他们好奇共产党人是否真能改变些什么。他们看到意共的实际行动时，出现愤世嫉俗的情绪——而这种情绪被法西斯主义者狡猾利用。
一方面，资本家施压要基督教民主党进一步攻击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由于工人运动的抵制，尽管意共摆出了姿态，本届政府注定垮台。基督教民主党唯一可求助的政党是意共。他们无法依赖法西斯，因这会导致工人大规模抗议。无论如何，法西斯已经分裂，它没有足够的代表来让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多数席位。
社会党不再会入政府，除非共产党也入，因为他们知道单独入会名誉扫地。因此，意大利的短期前景似乎是一个包含意共的联盟。这可能使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分裂。一些人宁愿在政府之外，趋近法西斯分子，而所谓的“左翼”将加入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盟。
贝林格声称，“历史性妥协”(他对人民阵线的描述)是一种新思想。两大争斗的社会阶层的政党之间的这种“妥协”很新鲜吗？难道我们没见到西班牙和法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战线所导致工人在这些国家中的失败么？。
意大利国内，人民阵线即刻成立于战后。战争结束时，若不是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刚从俄罗斯返回的意共领袖)告诉游击队放弃枪炮，与基督教民主党联合，建立一个“民主”的意大利，武装游击队就有可能夺取政权。
贝林格指出，若“历史性妥协”成为现实，“新的信心将会搅动劳动群众和人民…”。他是对的。工人们会把如此政府视为他们的政府，一个真正能改变一切的政府。本届政府初期，工人阶级大大施压，资本家被迫承认改革。但这只是暂时的。
资产阶级会利用意共来阻止工人，以确保他们走不远。意共已明确接受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正因此，它无法解决危机。只要经济仍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失业和通胀问题就不会解决。
工人们无疑会试图通过占领工厂、成立自己的委员会来帮助“他们的政府”。农业劳动者和较贫农民将夺取巨大庄园的土地。但根据他们计划的逻辑，意共领导人将竭力确保“磋商”。就像智利的阿连德政府，他们会告诫工人不要占领工厂，农民不要占领土地。
此政策如果不被质疑，士气就会低落。工人们会目睹“他们的政府”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社会条件将为一场血腥的军政变奠基。此时，工人们会站起来，捍卫他们的政府，粉碎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制度。他们严禁墨索里尼时代的奴役复辟。这将是一场内战。
在此，军队会倾向于划分阶级路线，军队中的无产阶级部分(绝大多数)会向工人倾斜。但，若意共继续鼓吹“秩序”和对法西斯思想的军官阶层的认同——好似他们在智利所做——那么这场内战必然终结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血腥失败。当前方案只会导致灾难。
但，在基层公开反对之前，意共领导层在支持少数派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道路上还能坚持多久？这是10月19日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的一个问题。路易吉·隆哥（Luigi Longo前党总书记）和乔治·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后者是“历史性妥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作为该党的老领导人，隆哥对基层反对派更加敏感。他警告，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之间有分裂的风险：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让自己受到惊吓，如果我们不发挥我们作为反对党的作用，现在和未来的困难都不会减少......”
隆哥意识到，领导层有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反对派
反对领导层的呼声初现雏形。在那不勒斯，乔治奥·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意共另一领军人）在一次意共党员会议上发言。一名党员站起来大喊：“多年来，你们一直告诉我们，主要敌人是基督教民主党，我们必须打击的就是他们。现在你们变了。我们该怎么办？”随即是几分钟的骚乱。纳波利塔诺手足无措，只知保持沉默。他等待平静后继续讲话。
反对派是存在的。那些被迫重返工作岗位的工厂工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意共党员。他们只能承受这么多。意共分裂的成因已初现端倪。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意共党员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无产阶级分子迅速转向左翼，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
意共领导层认为，他们有一个“制胜策略”，基于两点。一是其控制工会的能力，二是“意大利共产党左翼缺乏一个知道如何引导和管理这场抗议活动的紧密团体”。
诚然如此。但意共领导层的替代者只会来自各个群众性工人党。意大利未来革命党的队伍将来自那些激进的工厂工人和有组织的失业工人，他们如今都在意大利社会党和尤其是意共内。
在意大利为时未晚。那些反对领导思想的共产党员无疑将在未来的风雨中汲取过去的教训。他们将雨后春笋般再次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并再次将自己的党武装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然后他们就可以整装再出发，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
1970年代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是斯大林主义政党所扮演的可耻角色的直观教训。报名参加革命共产国际成立会议，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主义“政策”——如“一国社会主义”——的破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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